多想再叫一声：“娘”

梨花缤纷是清明，又到一年清明时。我敬爱的母亲已离开我们五年了，回忆起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不自觉的眼睛湿润，母亲走了五年，可我感觉她一刻也没有离开我们，她的音容笑貌依旧，她并没有走远。

母亲的一生，是崎岖坎坷的一生，也是平凡的一生。母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个鲁西北贫困家庭，妹妹兄弟五人，姥爷家很穷，可谓一贫如洗。母亲出生时正值中国八年抗战，母亲从小便在贫困温饱线上挣扎，养成了终生勤俭持家的习惯，母亲在14岁的时候参加了家乡支持淮海战役的支前团，成为支前团中年龄最小的一名卫生员。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的一生和卫生员这个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因为做过卫生员便在村里做起了一名赤脚医生，还参加了县里举办的赤脚医生学习班，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了一名合格的村医，凭着在支前团和培训班学到的医学知识走街串巷的给乡亲们扎针看病，跑遍了整个公社十几个村落。五十年代初，响应祖国支援边疆的号召，和众多姐妹共赴祖国的边陲---新疆，母亲因为参加过支前团，又做过赤脚医生，有过上前线当兵的经验且年龄较大，又是党员，因此被任命为女兵队长，母亲也是建国后第一批支援新疆建设的山东女兵。

在新疆，母亲经组织介绍认识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名生性耿直、沉默寡言的职业军人，13岁从涉县参军，父亲是馆陶人，从部队马夫做起，转战南北，跟随部队解放了新疆，并且从此一辈子驻守新疆，到死没有回到河北故乡。父亲是邯郸馆陶人，母亲是山东冠县人，馆陶和冠县在没有新的行政区划前曾是一个县，是老乡，老乡的结合在当时并不多见。母亲性格泼辣、豪爽，颇似现代的“女汉子”，对人热情好客，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经常是人来人往，母亲约定凡是母亲的山东老乡一律让我们叫“舅舅、姨”，凡是父亲的河北老乡我们一律叫“大爷、叔叔，姑姑”，一到礼拜天，家里一天到晚人不断，要做几次饭。父亲母亲都不抽烟，但母亲总是要父亲每月买几斤莫合烟，放到一个大木盘里，并用报纸裁成条，用夹子夹住，放在木盘边上，老乡们来家里串门的时候总是你卷一支，我卷一支，往往不到月底，就又要买烟。一个上海邻居曾对我母亲笑着说“你们家按顿吃烟呀，好几斤都不够？”。母亲总是用山东人特有的大嗓门说“俺们家亲戚多！”，然后便是一串爽朗的笑声。

母亲的一生乐观、豁达，从未和谁红过脸。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由于生性耿直，被打为右派，下放到青海农场劳动，母亲也受牵连，停职审查达三年之久。父亲下放青海农场后，母亲也是天天挨批斗，我的大哥二哥也是不上学，跟着红小兵到处喊口号，后来因为父亲是右派，大哥二哥被清除了红小兵的队伍。家里揭不开锅，三哥饿的直哭，但是母亲从没抱怨过一句，也从没有揭发举报过任何一个人，更没有像别人一样四处告状抱怨，而是默默地领着孩子回了山东我姥爷家。母亲相信父亲是好人，没有犯错误，是栽赃陷害。后来每回回忆起这一切母亲都是爽朗的笑，把文革中发生的荒唐事情给我们当笑话讲。父亲母亲恢复工作后， 也从没向组织抱怨过反映过任何问题，更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母亲这种乐观知足的性格也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兄妹几个。

到我出生时，家里条件好了，大哥参加了高考，二哥参加了工作，三哥当了兵，姐姐也上了小学，但父母仍是节俭如初，公私分明，没有一丝一毫的架子，仍是对人热情好客。每逢周末，家里仍是人来人往，莫合烟仍是照抽不误。老乡们并没有因为父亲职务的变动而和我们疏远，“叔叔、姑姑、舅舅、姨”仍是多的认不清。而很多在文革期间整过我父亲、母亲的人总是惶恐不安，甚至在大院里碰见了也是躲着我的父母，但我母亲却总是主动去打招呼，甚至去登门拜访，主动冰释前嫌，让大家都很感动，甚至有人跪下痛苦的说自己不是人，不该在文革期间批斗我的父亲和母亲，更有甚者，在批斗中打了我的父母，而母亲这时总是大嗓门的来一句“都过去了，还提它做什么”。父亲去世后，我们一起住过的邻居包括转业到地方的战友都参加了父亲的葬礼，一位叔叔流着眼泪握着我母亲的手说：“大姐，你们两口子是好人，文化大革命受了这么多苦，你们两口子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没贴过一张大字报，老李大哥工作了一辈子，管了一辈子人事，从没给自己的亲戚开过一次后门，（我父亲兄弟八个，除我父亲外其余七个都在馆陶老家种地，我三个舅舅也全在山东老家），更可贵的是老李一辈子没害过人”。这个叔叔说完大家都泣不成声。父亲一生光明磊落的品格也深深的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父亲去世后，母亲也办理了离休手续，按规定，父亲去世后遗孀可以继续住我父亲分配的独院房子直到去世，可我母亲却毅然选择了退掉房子，这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认为母亲是在“出风头”，包括我的哥哥嫂子们也不十分愿意，可我母亲坚持认为房子是组织上分给我父亲的，因为父亲有战功，自己不配享受。母亲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大院里造成了一时的轰动，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最终证明母亲是对的。

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更是一个孝顺的人。父亲去世后，大哥、二哥、三哥均已结婚成家，我姐姐也参加了工作，我因为武术特长被特招入伍，母亲在哥哥家的孩子上幼儿园后又再一次回到山东老家照顾我的姥娘。姥娘活了93岁，有六年卧床不起，是母亲衣不解带的在床前照顾，没让姥娘遭一点罪，卧床六年没有得一点褥疮，舒舒服服的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母亲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在照顾姥娘的同时，母亲凭借过硬的医学知识和针灸手艺免费为村民治疗疾病，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母亲的善举得到了姥娘所在村子全体乡邻的高度赞扬，村里人见了我母亲都尊称一声“老姑奶奶”。至今，乡亲们提起我的母亲总是挑起大拇指说“老姑奶奶”是一个好人。

母亲的一生都在为别人考虑，从未想过自己。母亲患病后，医生不让告诉她，但是母亲做了一辈子的护士，从药品说明书就已经知道自己身患绝症，但她仍是很乐观。我给她请了护工和专职护士，她每天关心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生怕农村来的护工吃不饱，生怕我脾气不好教训护工和护士。母亲住院期间，朋友来医院探望，母亲总是热情招呼，让护工给客人倒茶，仿佛客人不是来探望她的病情而是来串门一样，客人临走时，母亲总坚持把客人送到病房门口，坚持不留任何东西。

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母亲临终前，我患重感冒，母亲坚持不让我守夜陪护，劝我去输液。并一再叮嘱我，她去世后立即火化，一切从简。不通知任何亲戚朋友，怕给人家添麻烦，也不收取任何礼金。母亲说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活着不愿麻烦别人，死了更不要麻烦别人。火化了更不需往老家送，放在骨灰堂就行，因为母亲知道老家的风俗，作为一个大家族，我母亲在老家是辈分最高的一位老人，按规矩要停灵七天后在大出殡。母亲坚持不让送回老家是怕给子女添麻烦，耽误子女的工作。

就在母亲离世的最后一个晚上，母亲像往常一样很平静，也很清醒，因为母亲到去世的前一刻都能在房间内自行活动，母亲六点多钟让护工帮忙洗了澡，感觉很累，由护工和护士扶着靠着被子，半躺在床上坚持看完了当晚的新闻联播，母亲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从我们家有电视起直到去世，坚持了大半生。当晚九点多钟母亲便一直催我回去休息，让护工留下照顾就行，我十点多回去后，一直觉得心里慌慌的，总感觉母亲反常，我打了几次电话给护工，护工说老太太睡了，没事，让我放心，我又给母亲的专职护士打电话，护士也说没事，一直上着监护器呢。凌晨4点半，我还在迷迷糊糊的时候，突然听到我母亲叫我的小名“四儿”，我一惊，立即坐起来，发现是一个梦。正在这时候，护士打电话让我赶紧过去，说老太太的监护器显示异常，并已拨打120，（母亲临终前没有住在医院里，而是住在养老中心的公寓），我飞车赶到，120也已到，朋友们随后也闻讯赶来，我看到母亲熟睡般躺在床上，我大声呼喊“娘，娘，我来了！”，好半天，母亲使劲睁开眼，半天无神，但仍能认出我，并吃力地抬起手指着床头柜上，都不知道母亲在指什么，护士一直问，我也问“娘，指的什么？”母亲最后吃力的含糊不清的说出两个字“吃药”，大家一头雾水，以为母亲要吃药，赶忙翻找床头柜，找了半天才发现一板感冒药，原来是母亲让我吃感冒药，母亲说完这最后一句话，监护器就显示出了一条平线。母亲，走了。我趴在母亲床头大哭，母亲在这么难受的时候还惦记着儿子的感冒，嘱咐儿子吃药，这就是我的亲娘！一个平凡的母亲。

写到这里，我泪如雨下，不知所云，我多想再扑到母亲的怀里，大声叫一声“娘！”，可娘再也听不到了，我也成了没有娘的孩子。时值清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再喊一声“娘，我的亲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