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图

　　某种关于进步和现代性的构想已经破产了，在其过程中危及了对解放社会实践观念的集体信任。同时一种‘冰河作用’在社会关系中占据着优势地位：等级制度和社会区隔已经变得冷酷无情，如今苦难和失业被视之为必然伴随而来的罪恶，然而工会紧紧抓住了那些屈从于它们的仅存的体制性部门。工会还坚持那些致使它们采取保守态度的社团实践，这种保守态度一直与反动集团的态度很相像。共产主义左派正陷于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之中，而社会主义政党，致力于将它们自己表述为可信赖的技术伙伴，已经放弃了对现存社会结构的任何进步性质疑。因而，过去那些声称为重建更公正和更平等的社会提供指导的各种思想已经失去了可信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这种残酷无情和玩世不恭的新秩序崛起之前(这种秩序将会摧毁这个星球，这种秩序似乎注定要持续下去)，我们注定无能为力吗?恰恰就是这个令人遗憾的结论，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已经得出了。

　　鉴于这篇文章的目的，我将不考虑由当代艺术管理者发起的大规模商业宣传的各艺术流派：德国“新表现主义”(neo-Expressionism)、美国“坏画派”(Bad Painting)或“新绘画派”(New Painting)、意大利“超先锋派”(Trans-avant-garde)、法国“新具象派”(New Representation)和“新野兽派”(New Fauvism)等等。否则，这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以至于不能证明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的最后喘息，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形式主义滥用的反应，只是现代主义简化论的映照，结果与现代主义毫无区别。毫无疑问，从这些流派中涌现了一些真正的画家，他们的个人天赋使他们免受这种通过商业宣传维持自己一时流行的有害影响。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复兴如它所声称的创造性语群(creative phylum)。

绝境中的后现代主义

　　另一方面，因为后现代主义更好地固守着当前资本主义主体性根深蒂固的再辖域化倾向，后现代建筑在我看来并不是缺乏深度的，更多地标示着由主导的权力形构分配给艺术的位置。

　　让我来解释一下，自远古以来，不管历史上发生过什么灾难，资本主义动力总是融合两种基本成分：第一种成分，我称之为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主要涉及社会辖域的解构、多样性身份和传统价值体系;第二种成分，我称之为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运动，主要涉及人格学上个体化结构的重构(甚至通过最做作的方式)、权力图式和屈从模式，这些模式如若不在形式上类似于资本主义动力已经摧毁的那些模式，那么至少从功能的角度看是类似的。

　　解辖域化的革命密切关联着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随着这些革命横扫它们面前的一切，一种面向主体再辖域化的强制力量也就出现了。而且这种对抗趋势随着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强，以致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将它们的解辖域化效果集中在记忆、感觉、理解力和想象力等人类能力方面。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某种人类学功能的准则和某种人性的祖传模式从内部被占用了。而且我认为，我们不能面对这种显著的变化——多样的主体性已经沉湎于我们目前看到的愚蠢的保守主义浪潮。

　　让我们返回到后现代主义建筑。在造型艺术领域，年轻设计师不得不屈从于市场普遍流行的保守主义，如若他们在边缘领域中无所事事，没有实现自我，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最退化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规范。而且绘画除了是一种“精神的补充”、一种声望的传播外，没有为统治阶级做什么事，建筑始终在建构权力辖域、象征稳定性和耐久性声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既然如此，我们不是处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条件的中心?不过，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将后现代条件理解为所有屈从的范式和对现状的各种妥协。对于利奥塔来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他所谓的合法化的宏大叙事的崩溃(例如启蒙话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马克思的工人解放)。根据利奥塔的观点，怀疑集体社会行动的最小欲望总是明智的。利奥塔认为，任何将“一致”(consensus)作为理想的宣传是过时的，是令人怀疑的。合法化的小叙事，也就是“语言虚词的语用论”——它们是多样性的、异质性的，它们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将只会局限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仍能够拯救正义和自由的某些方面。这样，利奥塔与其他理论家联系起来了，如让•波德里亚。对波德里亚而言，社会和政治只是陷阱或“仿像”，对它们失去喜爱之情也是明智的。

　　不管他们是画家、建筑师，还是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一致相信，今天艺术和社会实践所经历的危机只会导致对任何大规模的社会事业的终结性拒绝。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关心我们自己的“后院”，最好与我们当代社会的习惯和习俗相一致。不要惹麻烦了!只要亦步亦趋于宣传活动和调查所调节的艺术与观念市场就好了。

　　但是，社会体(socius)简化为语言的事实，这些事实反过来简化为二元的或“数字化的”意指链，这种观点源自哪里呢?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者几乎没有表达新思想!实际上，他们的观点直接与结构主义的现代主义传统保持一致，对人文科学的影响似乎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系统化最坏层面的“遗留物”。我认为，粘合这些学说的秘密纽带来自于隐秘的关系——以简化论的构想为特点，二战后是由信息论和新控制论研究传达的。每个人一再提及了新的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这些技术如此迅速地发展，如此欠佳地掌握，以致它们将我们远远地抛在了现象学研究之后，而现象学研究本来是先于它们的。

　　这里我们必须回到基本常识上，只是孕育着含义的基本常识;也就是说，具体的社会装置(assemblage)——不要与美国社会学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相混淆，它只是反映了选举通票的经济学——质疑了比语言运用更多的东西：例如，行为学和生态学的维度、经济符号学成分以及审美的、身体的和幻想的成分，这些不能简化为语言符号学;此外还有各种非物质的参照物宇宙，并没有轻易地接入主导经验性的坐标之中……

　　后现代哲学家徒劳无功地围着实用主义研究绕圈子，他们仍忠于结构主义者关于言语与语言的构想，这种构想不允许他们在无意识、审美和微观政治问题的形成中清楚地表达主体性因素。尽可能以最清楚的方式谈论后现代主义，这种观点并没有美化哲学的名声，因为这只是一种普遍的心灵状态，一种公共观点的“条件”，这种公共观点只是凭空捏造了真理。例如，为什么花费时间为社会体不一致性理论提供严肃思考的支持?难道目前普遍存在的大众媒介不能充分地证明这样的事实吗?事实上，如若没有任何明显的抵制，任何社会联系都能代替资本主义能指生产的去特异化和幼稚化水准。按照“能指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主体”，这句熟悉的拉康名言能够为这种新的非承诺伦理充当警句。因为这确实就是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的事情!但是，只可惜没有什么事情着实令人喜悦的，正如后现代主义者所思考的。反而，问题应是：我们如何逃离这种绝境?

　　对于语言学家而言，他们关注表述与言语行为理论，已经强化了如下事实：某些语言成分，平行于它们熟悉的意义和指示的传统功能，通过明确言说主体的各自位置或者形成某些情境结构(经典的例子是宣布“学期开始了”的校长，这样，学期确实开始了)，能够获得特殊的语用效果。但是，这些语言学家已经断定，他们必须将他们发现的意义限定在他们的专业化记录(register)之中。然而，实际上这第三种“存在主义化的”功能——他们强调了这种功能，从逻辑上讲，应该意味着与结构主义的控制明确分裂，不过语言学家继续迫使语言限定在这种结构主义的控制之中。

　　这并非按理说是语言能指占据了资本主义主体化已经提供给它的高贵位置，因为它为其普遍化对应物的逻辑提供了基本支撑，它形成了关于权力抽象价值资本主义化的政治学。其他政制能够“管理”世界事务，这样从其关于块茎(rhizome)的超验位置上能够颠覆能指，而块茎则是由象征-意指的极权编织成的，以媒介为中介的权力的现行霸权就根植于这种象征-意指的极权之中。但是这些政制肯定不会通过自然发生说诞生的，相反，它们将会在新的分析、审美和社会实践的交叉点上被建构和培育，这些实践不能由后现代主义自发性轻易地提供给我们。

　　这些新的主体化实践出现于后媒介时代，将由通讯和数据处理技术的一致性重新占用大大地推进了，它们逐渐地使如下情况成为可能：1.提出集体协议和互动的新形式，最终实现民主的再创新;2.经由机器的个人化和微型化，经由表达的机制上协调方式的重新特异化，人们可以在这种联系中假定，最令人惊叹的前景将会由数据库向网络扩展的趋势提供的;3.“存在论方法”的无限增多使之有可能同意改变创造性领域。

　　我们最后指出，后媒介经营者的去中心化和主体自主化并不等同于退步，也不等同于后现代主义的释放类型。未来的后媒介革命将不得不由那些少数群体导向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今唯有这些少数群体仍然认识到了对人类来说具有致命危险的哪些问题：例如世界饥荒、不可挽回的生态恶化、大众媒介对多样主体性的腐化。

　　至少这是我所期待的，我的粗陋之言也是你们努力所寻求的。如果未来没有遵循这些路径发展，那么它将不可能比目前即将结束的这个世纪持续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