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快雪》 《中秋》 《伯远》帖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封建帝王的皇宫。当你来到故宫西路的养心殿，只见西暖阁隔出来一间小小的雅室。房间面积不大，四壁紧凑，光线充足，东墙上悬挂着乾隆皇帝弘历亲自书写的“三希堂”匾和“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对联。西墙上有一幅反映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教其子王献之学书时，乘其不备从背后拔笔的故事画。这里就是著名的“三希堂”。

　　“三希堂”，过去叫“温室”，是皇帝看书休息的地方。乾隆十一年(1746)，清高宗弘历在《三希堂记》中说：“内府秘笈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又得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也。因就养心殿温室，易其名曰‘三希堂’以藏之。”这就是三希堂命名的开始。

　　乾隆皇帝从小就喜爱诗文书画。他依靠着皇帝的特权，通过纳贡、抄家等办法，将天下名家法书收罗殆尽，内府收藏的名家法帖盈千累万。“三希堂”设立后，乾隆就令人从编入《石渠宝笈》的历代法书墨迹中，选出了魏晋至明末共一百三十五家的三百四十件作品，并收集各种题跋二百多件，印章一千六百多方，由技艺高超的石工镌刻而成《三希堂法帖》，全称为《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其中包括晋代“三王”(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的杰作，还有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以及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等历代书法巨匠的名帖墨宝。

　　天下法书第一

　　“三王”即王羲之、王献之和王珣，其中被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成就最为昭著。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又称王右军。他七岁开始学书，坚持勤学苦练。相传他每天练习书法，即使休息的时候，也在揣摹字体的结构、间架和气势，而手随心想在衣襟上勾划，时间久了，把衣襟都划破了。他常在家里一个水池边写字，从池里取水研墨，在池里洗笔刷砚，慢慢地一池清水都变黑了。后来的人就把写字称为“临池”。经过几十年的钻研，王羲之博采众长，改变了晋代以前平板匀整的篆隶书法，创出了具有自己特殊风格的楷、行、草书。人们说他的字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笔画似“铁画银钩”。梁武帝萧衍评价说：“王右军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李世民称赞王羲之的书法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特别是“三希”之一的《快雪时晴帖》，一向被称作传世珍品，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古人誉之为“天下法书第一”。现在流传下来的《快雪时晴帖》墨本，并非王羲之真迹，而是唐代的摹本，曾进入宋、元秘府，明末清初时归大学士冯铨收藏。他将所藏《快雪时晴帖》等法书精品汇刻于石，称为《快雪堂法书》丛帖。清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十八日，冯铨之子国子监祭酒冯源济把它献入清内府。

　　《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的一封行草书札。释文是：“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这封书札是写给谁的，说的什么意思，都很难查考。这短短的二十四个字，写得遒劲秀美，结体均匀，气势贯通，筋骨血肉恰到好处，反映了王羲之精湛的书法造诣，可以说代表了王羲之的典型书法，因此，《快雪时晴帖》也就受到历代书法家的重视。乾隆皇帝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是：“天下无双，古今鲜对”，“神乎技矣”。有人据帖中有“山阴张侯”四字分析，此帖可能是王羲之写给山阴张侯的，后人临摹时也将这四个字摹上去了;也有人认为这几个字根本不是王羲之所写。从这四个字的笔锋、结体、风格等方面观察，它的确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到清朝末年，《快雪时晴帖》遭到了厄运。1924年，已经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了苟延残喘，将这件国宝的真迹抵押给了东交民巷美国花旗银行，以换取四十万元的借款。幸亏还没来得及施行，溥仪就被驱逐出宫。这年十月，《快雪时晴帖》真迹册页，却又被清宫太监御前总管盗出皇宫，被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卫队查获，送到清室善后委员会。1928年六月，北洋军阀张作霖退出北京时，派教育部长到故宫博物院指名要拿走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院长说：“此帖现存南书房大保险柜内。钥匙共计五把，冯玉祥、孙岳各拿去一把，院中只存三把，少一把也不能开取。”教育部长看到铁柜庞大沉重，不好搬运，踌躇多时，无可奈何地走了。当晚，张作霖登车开往东北，火车到沈阳皇姑屯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如果这件国宝被张作霖劫走，后果可想而知。全国解放前，《快雪时晴帖》真迹被国民党政府运往台湾。但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使“三希”墨宝成为合璧。

　　《中秋》《伯远》皆国宝

　　我国晋代的书法家，多出自“琅邪王氏”。这里，不仅有“书圣”王羲之，还有王献之、王珣等人。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第七子，也是东晋著名书法家，与王羲之齐名，被后人称为“二王”。

　　王献之从小就爱好书法，也很聪明。传说他跟父亲学书几年，自以为了不起了。一天，王献之写完字，照例送给父亲评判。他自以为书法已赶上父亲，很想得到王羲之的赞扬。可是，王羲之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顺手拿起笔在一个“大”字下边点了一点。王献之很扫兴，就把字送给母亲看，母亲看后，指着那个“太”字说：“只有这个点儿像你父亲写的。”从此王献之练字更加勤苦，他不仅学习父亲的书法，又取法东汉书法家张芝的草书，开创了“行草”这一新体，他的字用笔外拓，笔意开展，后人多认为比王羲之的书法俊美而更有逸气，然骨力似不及其父。王献之善隶草书，能写大字。年轻的时候，曾用帚子沾泥，在壁上书写方丈的大字，围观者数百人，他父亲王羲之也很欣赏他的大字书法。可惜代远年湮，这些名迹都无法看到了。

　　乾隆皇帝称为“三希”之一的《中秋帖》，是王献之的代表作。帖的释文是：“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者，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此帖的内容不知什么含意，可能文中有缺字。据查考，宋代有人将王献之书割剪一、二字售出，使后人不能卒读，这是我们读帖时应当注意的。《中秋帖》即是《十二月帖》。在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米芾的《书史》中，有王献之《十二月帖》的记载，因原帖在“中秋”二字前，尚有“十二月割至否”六字，以下各字大部分相同，从笔迹看，书法界多认为《中秋帖》是米芾所临。

　　王献之的《中秋帖》，体现了作者行草书的特点。这二十二个字，大都笔笔相连，就是不连贯的字，血脉也是衔接的。这种写法起于东汉的张芝，称为“一笔书”。宋代米芾认为此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续无端末，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珣，字元琳，是王献之的族弟，官至尚书令。王珣字遒劲飘逸，笔法古朴，略存汉魏遗意，与王羲之书法不同，但又有某些相通之处。他的作品传于后世的只有《伯远帖》。这也是目前所见存世最早的晋代书法真迹。

　　《伯远帖》是王珣的一封书函，释文是：“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竟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共四十七字。此帖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没有一丝造作、板滞的痕迹。作者当时行笔的序列，至今依然清晰可见。墨迹上凡是后一笔叠压着前一笔的地方，墨色都比较黯黑一点，这是由于行笔时该处曾两次着墨所致。

　　行书是在楷书基础上的草写和简化，它将楷法和草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运用一部分草法，以更率意的用笔、更流动的结体，简省了楷书的笔画，改变了楷书的字形，形成了介于楷、草之间的一种书体。行书《伯远帖》，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特点。

　　《伯远帖》在北宋时曾入内府收藏，后流落民间。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书法家董其昌在长安遇见此帖，便购买下来，并为其重裱。清乾隆十一年(1746)，弘历皇帝得到此帖，极为重视，将它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一并藏于故宫养心殿温室，即“三希堂”。清亡后，被溥仪携出宫外。全国解放前，《中秋帖》和《伯远帖》被人典当在香港的一家外国银行里，到1951年12月即将期满。当时，帝国主义者正在觊觎着这两件珍贵国宝。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下达指示，一定要将这两件法书收购回来，决不能让外国人拿去。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国家有关部门终于将这两件法书用重金赎回，珍藏在故宫博物院。

　　《三希堂法帖》将首次影印出版

　　现在，“三希”的真迹本，只有《中秋帖》、《伯远帖》在北京，《快雪时晴帖》尚在台湾。乾隆时期拓本《三希堂法帖》在全国也只存留几份。许多书法爱好者想拜读而不可得。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书法艺术传统，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将这套书苑珍品流传后世，北京日报出版社已将乾隆时期御墨卷轴拓本《三希堂法帖》，按照拓本字体原大影印出版。溥杰先生欣然为法帖影印本的出版赋诗一首：“三希伊始肇三王，翰墨菁华萃一堂。喜睹大成镌旧拓，银钩不独帝宫藏。”

　　(《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