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印结合的中国画

（元代王冕的《墨梅图》，诗、书、画、印结合完美）

由于历代文人画家中许多是担任文官的哲学家、文学家，他们从事绘画创作，给绘画带进了新的内容。多数文人画的画面结构，除了绘画本身之外还具备另外三个要素：诗文、书法、印章。

（元代王冕的《墨梅图》中的题诗）

元、明以来，文人画成为主流，题款风气盛行，绘画逐步形成了诗、书、画、印于一体的模式。中国绘画独有的东方风韵，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

例如，元代王冕的《墨梅图》，除了梅花以外，画家题了一首七言绝句：“吾家洗砚池边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著名的咏梅诗，深化了梅花的主题。旁边钤有画家的印章。

（齐白石《不倒翁》）

一般或诗或文都与画面主体形象、情节相关。诗文以外，还要书写干支年月、画家姓氏名号，这些统称为题款，亦称落款。

题款有助于深化主题和创造意境。

齐白石的《不倒翁》中，画家题诗一首：“能供儿戏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来。

头上齐眉纱帽黑，虽无肝胆有官阶。”点明了画面主题。

（清郑板桥《丛竹图》）

（明代李士达的《三驼图》）

题款还对画面构图起着稳定和平衡的作用，还可以帮助画面形成气势，并填补构图的不足之处。因此，诗书画印这几个要素在作画之前必须构思好。

例如，清代郑板桥的《丛竹图》中，大面积的题款，起到构图中补白与画面平衡的作用。

明代李士达的《三驼图》中，以题诗点明此幅讽喻的主题，并有“多款”使构图平衡充实。

（明代文徵明《湘君湘夫人》）

由于山水、人物、花鸟画的题材和风格不同，题款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在画面上题写诗词、跋语、题记、画评。有“长款”、“多款”、“双款”或“穷款”等形式。

例如，明代文徵明《湘君湘夫人》题画为“长款”，其他题款形成“多款”，均为画面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代文徵明的《山水卷》）

（明代戴进《乘鲤图》）

“穷款”是指画家在他的作品上题款时，仅仅只写下他的名字。

例如，明代文徵明的《山水卷》，画面仅题“穷款”，卷后题字为“跋语”。

明代戴进的《乘鲤图》中，题款为“穷款”，以突出画面人物主题。

（金农的《梅花图册》，梅花与漆书相得益彰）

书法——画家常常将画中的诗意直接题在画上，并写上作者的籍贯、姓名和作画的时日等等，书写的艺术风格应当与绘画风格相协调。诗、书、画、印俱佳者，堪称“四绝”。

（清代黄慎的《花卉册页》之一）

明沈周《山水扇面》，左下角为一枚“压角章”

署名后一般加盖印章，表明自己是这件作品的作者，同时也是供他人鉴别的依据。

中国画很讲究用印，在画面上恰当和巧妙的用印，可以起到调整和平衡画面构图的辅助作用，有时还可起到增强画面色彩对比的“点睛”的作用。

例如，清代黄慎的《花卉册页》之一，及明代沈周的《山水扇面》，左下角均钤有“压角章”，起到平衡画面的重要作用。

（明代董其昌《山水册页》）

印章的使用与题款一样，要服从于画面构图的需要，也要考虑到与画面的风格相适应。常用的印章有“名章”“压角章”“引首章”“闲章”“肖形印”“吉语印”“年代章”等。印章大小不一，朱文白文均可。

例如，明代董其昌《山水册页》中，画面题字下方印为“董氏玄宰”（字），书跋下方印为“董其昌印”，均为“名章”。

（清代吴昌硕的《梅石图》）

（清代吴昌硕书画用印章）

此外，为了使画面构图达到平衡或形成呼应关系，有时还要加盖几方印章，印章上的文字大多是一些文人的格言，或者是画家对艺术的认识，也可以是补充介绍画家的身份。

例如，清代吴昌硕的《梅石图》中，梅花、山石、书法题款和印章，都达到相得益彰，融为一体的境界。吴昌硕书画用印章，多为“画奴”、“画癖”、“我无为”等“闲章”，一般适用于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