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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变易君子交

2020-04-10

    钱松喦认为,扇面是近看的小品,为手中把玩欣赏之物。因此扇画一般宜淡,只在重要处有一二点深处。画得宜精致,宜淡雅,宜轻松。至于像吴昌硕、齐白石,画得粗浓,就像京剧上的黑头,另有一种风格。齐白石的《蔬香图》(1921)成扇,虽“画得粗浓”,但却别有意味:“蔬香图。辛酉五入都门,每画此图,却思故乡风味。”白菜、竹笋、伏在菜上的蝈蝈这些寻常之物,却让画家人在他乡思故乡,几乎就像是在验证他《芭蕉》一画的题识:“作画易,只得形似更易,欲得局格特别则难。”

平民变易君子交

齐白石 蔬香图 扇面 纸本设色  纵31厘米 横67厘米 1921年 北京画院藏

  不过,扇面作为钱松喦观念中“近看的小品”,认为“扇画一般宜淡”,当属扇画的常态。明人董其昌《仿倪山水图》扇面中,看法也与此类似:“云林作画,简澹中自有一种风致,非若画史纵横习气也。”

平民变易君子交

(明)董其昌仿倪山水图 纸本墨笔 纵17厘米 横50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折扇作为文人间的一种交流,讲求“君子之交淡如水”,淡雅为宜,不难想见。不过,淡雅之外,如何选择得体的题材,或许更见匠心。

  吴湖帆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上画坛的盟主,与张大千并称“南吴北张”,因吴家数代收藏宏富,从小练就了鉴定古画的眼光,画风偏于温润清雅。“海派”虽然充满世俗精神,但就吴湖帆而言,其艺术更多源自江南绘画古老的收藏与创作传统,源自一种“吾吴为东南望郡⋯⋯天下之言人伦、物产、文章、政业者,必首吾吴”(文徵明《记震泽钟灵寿崦西徐公》)的充满强烈优越感的地域人文意识。他“戏学沤波,奉遐丈法教”的《兰竹》扇面,奉以法教的“遐丈”为民国名士叶恭绰(1881—1968)。叶恭绰字裕甫,又字誉虎,号遐庵,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民国初,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亦是大收藏家兼书画,善绘兰竹。画作“戏学沤波”的“沤波”亦作“鸥波”,指元朝一代宗师赵孟。赵氏倡言: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敷色浓艳,便自以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

  

平民变易君子交

 吴湖帆 兰竹折扇面 纸本设色 纵24.5厘米横53厘米 福建博物院藏

  赵孟曾自题《秀石疏林图》:“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吴湖帆此扇,便是以“似乎简率”的兰竹,回望这一“识者知其近古”的江南传统,自然将同样善绘兰竹的“遐丈”视为“知者”。非但可以视为他对江南士人传统的认同,也是对彼此,尤其是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某种程度上,他们共同代表了一种优雅兼具世俗的民国趣味。

  但是,苦难的20世纪中国,民国趣味之外,更多还是一个“乡土中国”、一个平民中国。最能代表平民趣味的画家,无疑首推齐白石。何怀硕在《寻常巷陌起高华》中认为,齐白石创造出的是一种平民百姓的“文人画”风格:他所开辟的平民化、世俗化绘画天地,注入了生机活泼的世俗人情。可以说,齐白石独立地将传统士大夫的文人画,扭转成世俗平民的“风俗画”。其强烈的人间性,为作品注入艺术家赤裸裸的真情实感,突破了传统绘画的僵化规范,更将士大夫文人画的高古玄奥,转化为平民化的雅健清新。他笔下许多充满乡土气息的花卉果蔬草虫,如牵牛花、竹笋、豇豆、丝瓜、蘑菇、芋头、莲蓬、蟋蟀、蜻蜓等,多是平民生活中的习见之物,有些更“敷色浓艳”,为传统文人画流俗所轻。即或纯水墨画法,像《螃蟹》扇面,画中题句,却也是“人骂我,我也骂人”的直白:

  多足乘潮何处投,草泥乡里合钩留。秋风行处残蒲界,自信无肠一辈羞。白石并题旧句。

平民变易君子交
齐白石 螃蟹 扇面 纸本设色 纵24.5厘米横52厘米 北京画院藏

  鲁迅在《北人与南人》中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近代画家中,齐白石大约便属“机灵而又能厚重”的“南人北相者”。

  丙子年(1936),齐白石曾刻“吾狐也”一印,自言“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但多疑,并不妨碍他为人的质朴,从他和瞿兑之的往来中,可见一斑。

平民变易君子交

齐白石 吾狐也 白文 青田石 纵2.4厘米 横2.4厘米 高3.6厘米 1936年北京画院藏

  在《白石老人自述》里,两次提及与瞿兑之的交往。一次是宣统三年(1911):

  清明后二日,湘绮师借瞿子玖家里的超览楼,招集友人饮宴,看樱花海棠。写信给我说:“借瞿协揆楼,约文人二三同集,请翩然一到!”我接信后就去了。到的人,除了瞿氏父子,尚有嘉兴人金甸臣、茶陵人谭组同(泽闿)等。瞿子玖名鸿禨,当过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小儿子宣颖,字兑之,也是湘绮师的门生,那时还不到二十岁。

  当日湘绮师在席间对我说:“濒生这几年,足迹半天下,好久没有给同乡人作画了,今天的集会,可以画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啦!”我说:“老师的吩咐,一定遵办!”可是我口头虽答允了,因为不久就回了家,这图却没有画成。

  再次提及,已是近三十年后: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我七十八岁。瞿兑之来请我画《超览楼禊集图》,我记起这件事来了!前清宣统三年三月初十日,是清明后两天,我在长沙,王湘绮师约我到瞿子玖超览楼看樱花海棠,命我画图,我答允了没有践诺。兑之是子玖的小儿子,会画几笔梅花,曾拜尹和伯为师,画笔倒也不俗。他请我补画当年的《禊集图》,我就画了给他,了却一桩心愿。

  对于当年的雅集,齐白石和瞿兑之显然同样记忆深刻。但面对近三十年前的诺言,老人却了无所疑,既见其记忆之惊人,更见其信守然诺的为人。

平民变易君子交

齐白石 钟馗 轴 纸本设色  纵133.5厘米横43厘米 北京画院藏

  这种质朴,亦见于白石的不掠人之美。在他的《钟馗》中,终南进士身着大红袍,手摇空白折扇,画中题识,明言原稿出自门人:

  乌纱破帽大红袍,举步安闲扇慢摇。人笑终南钟进士,鬼符文字价谁高?此新诗也。

  门人释瑞光于旧瓷器上所画之稿更大,余为略改变,画存之。三百石印富翁并记。

  平民性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便宜行事,这既表现在白石对待鬼神仙佛“大士由来不可知”的态度上,也表现在《钟馗》一画上:钟馗手摇的折扇,最早出现于日本平安时代。据民间传说,钟馗为唐明皇(685—762)开元年间人,早于平安时代发端近百年,无论如何,手中也不会摇上“年代错置”的折扇,更不必说,钟馗是从上古时驱疫逐鬼的傩仪中称为“终葵”的棒槌转化而来的象征。老人这种“拿来主义”的便宜行事,源自民间的无力感,借某种生动趣味,在无可奈何间,传递幽默的智慧。

  现实生活中,一柄成扇,可能遭遇的悲剧之一,是出于某种原因而被拆解。张大千曾和友人说,在文人社会,扇子并不只是用来扇风的,如果只是为了扇风,何必要请名家来写、来画?扇子最重要的作用,是代表持扇人的身份。你手持一把扇子,字是谁写的,画是谁画的,扇骨是谁刻的,别人从扇子上就能看出你的身份、地位,比现时的名片有效多了。

  收藏家中,有人为了便于保存,每每将成扇的扇面从扇骨上拆下来,另行装裱成扇页。这是大千最讨厌的一种行为。他说,书画扇不是实用品,也不是装饰品。我为你画扇,是希望你在文人雅集或社交场合拿出去,炫耀一下,为我扬名,也为你张目,谁稀罕你把画扇作为装饰品挂在墙上?!成扇拆为扇面,不仅破坏了一件艺术品的完整性,也否定了成扇的基本功能。

平民变易君子交
齐白石 秋海棠蜜蜂 镜心  纸本设色 纵26厘米横56厘米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的《秋海棠蜜蜂》扇面,虽不是藏家拆分,亦无鲁鱼亥豕之谬,但也失却了某种逻辑合理性。从扇面侧边老人留下的文字中,了解到他对画作的看法与拆分的因由,洵属难得:

  数年来画秋海棠,此为最佳者。

  与厂肆画,买者爱之。嫌无处加上款,予重画一面换之。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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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变易君子交

2020-04-10

    钱松喦认为,扇面是近看的小品,为手中把玩欣赏之物。因此扇画一般宜淡,只在重要处有一二点深处。画得宜精致,宜淡雅,宜轻松。至于像吴昌硕、齐白石,画得粗浓,就像京剧上的黑头,另有一种风格。齐白石的《蔬香图》(1921)成扇,虽“画得粗浓”,但却别有意味:“蔬香图。辛酉五入都门,每画此图,却思故乡风味。”白菜、竹笋、伏在菜上的蝈蝈这些寻常之物,却让画家人在他乡思故乡,几乎就像是在验证他《芭蕉》一画的题识:“作画易,只得形似更易,欲得局格特别则难。”

平民变易君子交

齐白石 蔬香图 扇面 纸本设色  纵31厘米 横67厘米 1921年 北京画院藏

  不过,扇面作为钱松喦观念中“近看的小品”,认为“扇画一般宜淡”,当属扇画的常态。明人董其昌《仿倪山水图》扇面中,看法也与此类似:“云林作画,简澹中自有一种风致,非若画史纵横习气也。”

平民变易君子交

(明)董其昌仿倪山水图 纸本墨笔 纵17厘米 横50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折扇作为文人间的一种交流,讲求“君子之交淡如水”,淡雅为宜,不难想见。不过,淡雅之外,如何选择得体的题材,或许更见匠心。

  吴湖帆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上画坛的盟主,与张大千并称“南吴北张”,因吴家数代收藏宏富,从小练就了鉴定古画的眼光,画风偏于温润清雅。“海派”虽然充满世俗精神,但就吴湖帆而言,其艺术更多源自江南绘画古老的收藏与创作传统,源自一种“吾吴为东南望郡⋯⋯天下之言人伦、物产、文章、政业者,必首吾吴”(文徵明《记震泽钟灵寿崦西徐公》)的充满强烈优越感的地域人文意识。他“戏学沤波,奉遐丈法教”的《兰竹》扇面,奉以法教的“遐丈”为民国名士叶恭绰(1881—1968)。叶恭绰字裕甫,又字誉虎,号遐庵,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民国初,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亦是大收藏家兼书画,善绘兰竹。画作“戏学沤波”的“沤波”亦作“鸥波”,指元朝一代宗师赵孟。赵氏倡言: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敷色浓艳,便自以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

  

平民变易君子交

 吴湖帆 兰竹折扇面 纸本设色 纵24.5厘米横53厘米 福建博物院藏

  赵孟曾自题《秀石疏林图》:“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吴湖帆此扇,便是以“似乎简率”的兰竹,回望这一“识者知其近古”的江南传统,自然将同样善绘兰竹的“遐丈”视为“知者”。非但可以视为他对江南士人传统的认同,也是对彼此,尤其是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某种程度上,他们共同代表了一种优雅兼具世俗的民国趣味。

  但是,苦难的20世纪中国,民国趣味之外,更多还是一个“乡土中国”、一个平民中国。最能代表平民趣味的画家,无疑首推齐白石。何怀硕在《寻常巷陌起高华》中认为,齐白石创造出的是一种平民百姓的“文人画”风格:他所开辟的平民化、世俗化绘画天地,注入了生机活泼的世俗人情。可以说,齐白石独立地将传统士大夫的文人画,扭转成世俗平民的“风俗画”。其强烈的人间性,为作品注入艺术家赤裸裸的真情实感,突破了传统绘画的僵化规范,更将士大夫文人画的高古玄奥,转化为平民化的雅健清新。他笔下许多充满乡土气息的花卉果蔬草虫,如牵牛花、竹笋、豇豆、丝瓜、蘑菇、芋头、莲蓬、蟋蟀、蜻蜓等,多是平民生活中的习见之物,有些更“敷色浓艳”,为传统文人画流俗所轻。即或纯水墨画法,像《螃蟹》扇面,画中题句,却也是“人骂我,我也骂人”的直白:

  多足乘潮何处投,草泥乡里合钩留。秋风行处残蒲界,自信无肠一辈羞。白石并题旧句。

平民变易君子交
齐白石 螃蟹 扇面 纸本设色 纵24.5厘米横52厘米 北京画院藏

  鲁迅在《北人与南人》中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近代画家中,齐白石大约便属“机灵而又能厚重”的“南人北相者”。

  丙子年(1936),齐白石曾刻“吾狐也”一印,自言“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但多疑,并不妨碍他为人的质朴,从他和瞿兑之的往来中,可见一斑。

平民变易君子交

齐白石 吾狐也 白文 青田石 纵2.4厘米 横2.4厘米 高3.6厘米 1936年北京画院藏

  在《白石老人自述》里,两次提及与瞿兑之的交往。一次是宣统三年(1911):

  清明后二日,湘绮师借瞿子玖家里的超览楼,招集友人饮宴,看樱花海棠。写信给我说:“借瞿协揆楼,约文人二三同集,请翩然一到!”我接信后就去了。到的人,除了瞿氏父子,尚有嘉兴人金甸臣、茶陵人谭组同(泽闿)等。瞿子玖名鸿禨,当过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小儿子宣颖,字兑之,也是湘绮师的门生,那时还不到二十岁。

  当日湘绮师在席间对我说:“濒生这几年,足迹半天下,好久没有给同乡人作画了,今天的集会,可以画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啦!”我说:“老师的吩咐,一定遵办!”可是我口头虽答允了,因为不久就回了家,这图却没有画成。

  再次提及,已是近三十年后: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我七十八岁。瞿兑之来请我画《超览楼禊集图》,我记起这件事来了!前清宣统三年三月初十日,是清明后两天,我在长沙,王湘绮师约我到瞿子玖超览楼看樱花海棠,命我画图,我答允了没有践诺。兑之是子玖的小儿子,会画几笔梅花,曾拜尹和伯为师,画笔倒也不俗。他请我补画当年的《禊集图》,我就画了给他,了却一桩心愿。

  对于当年的雅集,齐白石和瞿兑之显然同样记忆深刻。但面对近三十年前的诺言,老人却了无所疑,既见其记忆之惊人,更见其信守然诺的为人。

平民变易君子交

齐白石 钟馗 轴 纸本设色  纵133.5厘米横43厘米 北京画院藏

  这种质朴,亦见于白石的不掠人之美。在他的《钟馗》中,终南进士身着大红袍,手摇空白折扇,画中题识,明言原稿出自门人:

  乌纱破帽大红袍,举步安闲扇慢摇。人笑终南钟进士,鬼符文字价谁高?此新诗也。

  门人释瑞光于旧瓷器上所画之稿更大,余为略改变,画存之。三百石印富翁并记。

  平民性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便宜行事,这既表现在白石对待鬼神仙佛“大士由来不可知”的态度上,也表现在《钟馗》一画上:钟馗手摇的折扇,最早出现于日本平安时代。据民间传说,钟馗为唐明皇(685—762)开元年间人,早于平安时代发端近百年,无论如何,手中也不会摇上“年代错置”的折扇,更不必说,钟馗是从上古时驱疫逐鬼的傩仪中称为“终葵”的棒槌转化而来的象征。老人这种“拿来主义”的便宜行事,源自民间的无力感,借某种生动趣味,在无可奈何间,传递幽默的智慧。

  现实生活中,一柄成扇,可能遭遇的悲剧之一,是出于某种原因而被拆解。张大千曾和友人说,在文人社会,扇子并不只是用来扇风的,如果只是为了扇风,何必要请名家来写、来画?扇子最重要的作用,是代表持扇人的身份。你手持一把扇子,字是谁写的,画是谁画的,扇骨是谁刻的,别人从扇子上就能看出你的身份、地位,比现时的名片有效多了。

  收藏家中,有人为了便于保存,每每将成扇的扇面从扇骨上拆下来,另行装裱成扇页。这是大千最讨厌的一种行为。他说,书画扇不是实用品,也不是装饰品。我为你画扇,是希望你在文人雅集或社交场合拿出去,炫耀一下,为我扬名,也为你张目,谁稀罕你把画扇作为装饰品挂在墙上?!成扇拆为扇面,不仅破坏了一件艺术品的完整性,也否定了成扇的基本功能。

平民变易君子交
齐白石 秋海棠蜜蜂 镜心  纸本设色 纵26厘米横56厘米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的《秋海棠蜜蜂》扇面,虽不是藏家拆分,亦无鲁鱼亥豕之谬,但也失却了某种逻辑合理性。从扇面侧边老人留下的文字中,了解到他对画作的看法与拆分的因由,洵属难得:

  数年来画秋海棠,此为最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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