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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历史语境和现代价值

2020-04-10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历史语境和现代价值
蔡元培先生

  中国现代美育开启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这使对宗教问题的讨论成为理解美育现代价值不可回避的背景。从中国清末民初的历史看,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贡献在于:他一方面将“纯粹之美育”从宗教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则成功保留了美育之于人类精神的神圣价值。同时,蔡元培反宗教并不必然意味着反传统。相反,他正是通过对孔教的批判,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纳入到了现代美育体系之中。据此,理解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现代价值,两个长期被忽视的维度也就彰显了出来:一是他赋予了美感神圣性,二是他使中国传统美育具有了现代性。

  一、“以美育代宗教说”:历史语境与时代共识

  从历史来看,在清末民初,当时中国面临的列强环伺的背景。如李鸿章讲“今日所急,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作为对这种情势的应激性或防御性反应,1898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三大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民初,自戊戌变法至袁世凯称帝,再到北洋政府、张勋复辟,凡是社会的守旧势力大多是康氏孔教主张的拥护者,也即“保教”与“保皇”显现出惊人的一体关系。这预示着宗教信仰虽然是跨越中西的人类普遍现象,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最显在力量。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具有新思想的启蒙知识分子的警惕。

  “清末民初,梁启超是康氏将孔子国教化的最早批评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情况则有新变,启蒙思想者开始考虑在反孔教的基础上如何寻找替代方案,以为未来中国开出新的文化和思想远景,这种思考显然比一味反对孔教更具建设性和前瞻性。其中的代表是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

  从学理上讲,蔡元培为替代宗教开出的美育方案,要比陈独秀的“科学”方案更具合理性。这是因为在科学和美育之间,科学解决的是对对象世界的客观认识问题,美育则奠基于人的情感,以给人带来精神抚慰为目的,这种目的与宗教的功能具有类似性。也许正是基本美育与宗教之间的这种类似性,五四运动前后,虽然学界针对宗教提出了诸多替代方案,但围绕蔡元培的美育形成的共识却最大。

  二、两种传统:蔡元培的历史态度与美学选择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美育是一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概念。关于它向中国的译介,蔡元培曾讲:“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Asthetische Erziehung 译出,为从前所未有。”这种背景极易使人将美育视为纯粹的西学或新学,甚至认为蔡元培的反宗教(孔教)就是反传统。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历史语境和现代价值

  “蔡元培的反孔教并不是反孔子,更不是反传统,而是要通过反康有为捏造的国教,恢复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本来面目。

  这也意味着,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整体动荡中,其实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维新派根据“保教”即“保国”、“保种”的逻辑,炮制出的将孔子神道化、迷信化的伪传统;另一种是启蒙思想者试图恢复的,孔子作为理智清明的人文主义者,作为教育家、政治家和道德家的真传统。

  从蔡元培一生的言论看,他不但不反孔子和中国传统,而且对受儒家教化陶冶出的传统给予了高度肯定。如其所言:“我国古代乐与礼并重;科举时代,以文学和书法试士,间设画院,宫殿寺观的建筑与富人的园亭,到处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他把中国传统形态的美和艺术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资源。如其谈到中国古代的礼乐之教:“中国古代之教育,礼乐并重,亦有兼用科学与美术之意义。”在现代艺术教育机构的创设上,他也主张中西并举,兼容并包。像民国早期由其倡导成立的多所艺术院校,其中有西画科也有国画科,中国传统的书法摹印也在其中。这种跨越中西的美育观念和实践证明,现代以来,学术界长期将蔡元培归类于西化派是有失公允的。他从来没有将中国漫长的美育传统排斥在现代教育体系之外。

  他将美育的范围从视听觉艺术一直拓展到城市设施、乡村建设以及社会组织演进、自然等,几乎世界所在便是美育所在。这种空间广度为中国现代美育展现出了一幅“大美育”的图景。

  三、“以美育代宗教说”:现代意义的再开启

  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宗教成为知识界思考的重点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也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也就是说,没有康有为等人对孔子宗教化的近代改造在先,便很难想象会有诸多“代宗教”的现代方案被提出。但是,这种时代命题的偶然性并不能减损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重大意义。

  首先,“以美育代宗教说”赋予了美育类似宗教的性质,这种类似使中国现代美育分有了宗教所具有的精神高度和神圣性。

  其次,“以美育代宗教”是中国启蒙思想者关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诸多设想的组成部分,蔡元培虽然没有明确强调美育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作用,但他讲的美育却又远远溢出了美和艺术的边界,与城乡建设、社会的组织及演进密切相连。对当代形态的“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历史语境和现代价值

  再其次,蔡元培将中国传统美育资源纳入现代美育体系,这为重新定位美和艺术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地位提供了契机。

  “中国社会自西周始,诗教、礼教、乐教构成了中国人成人教育的主干,其最终目标是“游于艺”。在中国文明史上,美育不仅关乎历代士人对艺文的雅好,更关乎这个国家延续数千年的立人和立国目标。蔡元培在五四这个以西学为时尚的时代,能不抱偏见地接纳传统,为后世重论美育之于传统中国的价值开了先声。

  最后,蔡元培的美育观和美育实践,为重建美学与美育实践的一体关系提供了一个具有恒久价值的方案。如前所言,蔡元培所讲的美育,就是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这一定义确立了美学理论之于美育实践的先导性、奠基性和引领性。由蔡元培关于美育的定义,昭示的是一条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重建一体关系的道路。唯有两者融汇,才能为未来中国的美育开出光辉前景。(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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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历史语境和现代价值

2020-04-10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历史语境和现代价值
蔡元培先生

  中国现代美育开启于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这使对宗教问题的讨论成为理解美育现代价值不可回避的背景。从中国清末民初的历史看,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的贡献在于:他一方面将“纯粹之美育”从宗教中剥离出来;另一方面则成功保留了美育之于人类精神的神圣价值。同时,蔡元培反宗教并不必然意味着反传统。相反,他正是通过对孔教的批判,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纳入到了现代美育体系之中。据此,理解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现代价值,两个长期被忽视的维度也就彰显了出来:一是他赋予了美感神圣性,二是他使中国传统美育具有了现代性。

  一、“以美育代宗教说”:历史语境与时代共识

  从历史来看,在清末民初,当时中国面临的列强环伺的背景。如李鸿章讲“今日所急,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作为对这种情势的应激性或防御性反应,1898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三大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末民初,自戊戌变法至袁世凯称帝,再到北洋政府、张勋复辟,凡是社会的守旧势力大多是康氏孔教主张的拥护者,也即“保教”与“保皇”显现出惊人的一体关系。这预示着宗教信仰虽然是跨越中西的人类普遍现象,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为阻碍社会变革的最显在力量。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具有新思想的启蒙知识分子的警惕。

  “清末民初,梁启超是康氏将孔子国教化的最早批评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情况则有新变,启蒙思想者开始考虑在反孔教的基础上如何寻找替代方案,以为未来中国开出新的文化和思想远景,这种思考显然比一味反对孔教更具建设性和前瞻性。其中的代表是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和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

  从学理上讲,蔡元培为替代宗教开出的美育方案,要比陈独秀的“科学”方案更具合理性。这是因为在科学和美育之间,科学解决的是对对象世界的客观认识问题,美育则奠基于人的情感,以给人带来精神抚慰为目的,这种目的与宗教的功能具有类似性。也许正是基本美育与宗教之间的这种类似性,五四运动前后,虽然学界针对宗教提出了诸多替代方案,但围绕蔡元培的美育形成的共识却最大。

  二、两种传统:蔡元培的历史态度与美学选择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美育是一个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概念。关于它向中国的译介,蔡元培曾讲:“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Asthetische Erziehung 译出,为从前所未有。”这种背景极易使人将美育视为纯粹的西学或新学,甚至认为蔡元培的反宗教(孔教)就是反传统。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历史语境和现代价值

  “蔡元培的反孔教并不是反孔子,更不是反传统,而是要通过反康有为捏造的国教,恢复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本来面目。

  这也意味着,在清末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整体动荡中,其实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维新派根据“保教”即“保国”、“保种”的逻辑,炮制出的将孔子神道化、迷信化的伪传统;另一种是启蒙思想者试图恢复的,孔子作为理智清明的人文主义者,作为教育家、政治家和道德家的真传统。

  从蔡元培一生的言论看,他不但不反孔子和中国传统,而且对受儒家教化陶冶出的传统给予了高度肯定。如其所言:“我国古代乐与礼并重;科举时代,以文学和书法试士,间设画院,宫殿寺观的建筑与富人的园亭,到处可以看出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他把中国传统形态的美和艺术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资源。如其谈到中国古代的礼乐之教:“中国古代之教育,礼乐并重,亦有兼用科学与美术之意义。”在现代艺术教育机构的创设上,他也主张中西并举,兼容并包。像民国早期由其倡导成立的多所艺术院校,其中有西画科也有国画科,中国传统的书法摹印也在其中。这种跨越中西的美育观念和实践证明,现代以来,学术界长期将蔡元培归类于西化派是有失公允的。他从来没有将中国漫长的美育传统排斥在现代教育体系之外。

  他将美育的范围从视听觉艺术一直拓展到城市设施、乡村建设以及社会组织演进、自然等,几乎世界所在便是美育所在。这种空间广度为中国现代美育展现出了一幅“大美育”的图景。

  三、“以美育代宗教说”:现代意义的再开启

  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宗教成为知识界思考的重点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语境,也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也就是说,没有康有为等人对孔子宗教化的近代改造在先,便很难想象会有诸多“代宗教”的现代方案被提出。但是,这种时代命题的偶然性并不能减损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的重大意义。

  首先,“以美育代宗教说”赋予了美育类似宗教的性质,这种类似使中国现代美育分有了宗教所具有的精神高度和神圣性。

  其次,“以美育代宗教”是中国启蒙思想者关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诸多设想的组成部分,蔡元培虽然没有明确强调美育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作用,但他讲的美育却又远远溢出了美和艺术的边界,与城乡建设、社会的组织及演进密切相连。对当代形态的“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历史语境和现代价值

  再其次,蔡元培将中国传统美育资源纳入现代美育体系,这为重新定位美和艺术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地位提供了契机。

  “中国社会自西周始,诗教、礼教、乐教构成了中国人成人教育的主干,其最终目标是“游于艺”。在中国文明史上,美育不仅关乎历代士人对艺文的雅好,更关乎这个国家延续数千年的立人和立国目标。蔡元培在五四这个以西学为时尚的时代,能不抱偏见地接纳传统,为后世重论美育之于传统中国的价值开了先声。

  最后,蔡元培的美育观和美育实践,为重建美学与美育实践的一体关系提供了一个具有恒久价值的方案。如前所言,蔡元培所讲的美育,就是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这一定义确立了美学理论之于美育实践的先导性、奠基性和引领性。由蔡元培关于美育的定义,昭示的是一条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重建一体关系的道路。唯有两者融汇,才能为未来中国的美育开出光辉前景。(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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