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古复古的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是宋太祖第十一世孙。他十一岁丧父，是庶出，生母丘夫人对他抱着振兴门户的大希望。她对闲居的儿子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杨载《赵公行状》)那时赵孟頫的“自力于学”，似乎都是为迎接元朝行台御史程巨夫搜访贤士作入选的准备，并不想自甘乡闾陋巷瓢饮箪食地做一介遗民。

　　三十三岁，赵孟頫迈出了北上大都晋见元帝的重要一步。结果是，大获赏识，一再升迁，熬了几朝，官从一品，推恩三代，备受最高统治者的眷接优渥。元仁宗真心欣赏他，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人所不及赵孟頫者，“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昳丽，二也;博学多闻知，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条件如此优越，才能如此全面的文人，在元朝恐怕只有这一位，拿他做“文治”的花瓶，是天造地设的绝品，让他做学界文宗，艺坛盟主，朝廷大可放心，也足以使汉族士大夫敛气。

　　赵孟頫的个人品行，也颇具大家风度。他为人“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交无异布衣时”。人们尊重他，还因为他的持重，“未尝妄言笑，与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夷，始终如一”。他也知谦退，邓文原请他为吴中诗人陈子振《壮游集》作序，集中《赠叶文炳诗》称叶氏“墨妙当今亚子昂”，赵孟頫提出：“余不识叶，假令叶善书，当追配古人。余书何足重于世而云然哉!余甚愧焉，请陈君为删之。”他不染“文人相轻”的旧习，比如，他的书法朝野仰慕，却说：“余与鲜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也见出他颇有不藏人善的胸怀。

　　读书人做官称尊的成本是苦学，在改朝换代的甲乙之际，赵孟頫因为以宋朝皇帝宗室的身份仕元，还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那就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最难容忍的“失节”。士大夫的失节，宛若良家女子的失身，触犯纲常伦理的大忌。检读《赵孟頫集》，不时听到这样的哀音：“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泽雉叹畜樊，白鸥谁能驯?”(《寄鲜于伯机》)“昔为水上鸥，今为樊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罪出》)诗句中隐含悔意和内疚，仿佛是心头挥不去的阴霾，怕人揭的疮疤。

　　因为他人缘好地位高，失节的问题，生前很少有人提及。身后却不然，常有人清算这笔旧账，由此贬低他的艺术，甚至他的那笔优美得体的书法，也因为他的失节而“媚而无骨”了。明朝的项穆说：“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清初坚守遗民身份的傅山干脆坦率地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他还从赵字的“熟媚绰约”中看出了“贱态”。由社会行为罪及艺术作品，是政治伦理的评判泛化为艺术的品评，仿佛也在施行株连。

　　书法艺术的优劣，自有独立的客观标准，所以赵字没有被伦理批评的唾沫淹没。傅山也不能不承认赵字还有其艺术的价值：“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

　　赵孟頫的不朽，是因为他把自己书法的根，深深地扎到古人那里，《赵公行状》记载，他“专以古人为法，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钟繇，行草则法逸少、献之，不杂以近体。”赵孟頫自称：“平生笃好古，对此兴弥新。”对于元朝人，宋唐算不上“古”，所以他舍宋唐而胶柱魏晋古法，写篆书才上窥三代。读他的诗文便能明白他用心用力的所在。《哀鲜于伯机》：“我时学钟法，写君先墓石”;《酬滕野云》：“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即事三绝》(之二)：“古墨轻磨满几香，研池新浴照人光，北窗时有凉风至，闲写《黄庭》一两章。”五十七岁时，他应召北上，三十二天的舟旅，船窗前一直摆放着两本《兰亭》，其中一本是独孤长老赠送的定武本《兰亭》。他时时对观，先后写下了十三段跋语，人称《兰亭十三跋》(见封二)。这些跋语真迹，在清朝时不慎烧残，现在流落到异邦日本。从现存的残片中我们看到，有一段跋语是题写在他临移的《兰亭序》墨迹之后，可见他临移的勤勉。赵孟頫在仕元后不久就感叹“独恨驱驰南北，不得尽古人临池之工”，他以古人作楷模，时时自励，就是逝世的那一天，还“观书作字”如常时。

　　赵孟頫临古的体验是：“临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谨不得谨”，如果作取舍，他主张“与其肆也宁谨”(《临右军<乐毅论>帖跋》)，心甘情愿地用古法作模具锻造自己的笔体。所以他的学古法，是踏踏实实地照章行事，清清白白地奉法守律，对古帖，绝无僭越不敬的举动。这样写字，很有风险，等到逼似二王，自己又在哪里?羊欣学小王而获“重台”之讥，赵孟頫不会不知道。但他求的是“法”，为了“法”，他不“我执”。如果说宋人率意地写字是在“毁法”，赵孟頫的好古复古很像是在奋力地“护法”。他写的字，被元明书家认作右军法嗣，王书正脉，应该与他弘扬晋人书法的本意相合，他似乎也以此自任。在一件酷肖王书，用真草两体书写的王羲之《讲堂帖》(封二)后，一行细楷分明地写着：“右唐人所摹晋帖，不完，因为补之，子昂”，已经是以摹古的自信来自任了。

　　他写真、行、今草书，全用二王法，还兼工篆、隶、章草这类旧体，也能写得法度严谨。现在坊间印行的《六体千字文》，托名赵孟頫，尽管可疑，却其来有自，因为赵孟頫曾经用六体写过《千字文》六卷呈交元仁宗收藏。

　　赵孟頫兼工六体，是古今一绝，在书法史上，移用陈子昂的喟叹来形容，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位以“集古字”徽号而得意的米芾，也是一生浸淫古法，比“全能”，少了写章草的记录，逊赵氏一筹。赵、米两家“恋古”有“情结”，若论法度，赵氏循规蹈矩如同严守戒律的苦行僧，米芾意欲自逞则像是禅林的票友。

　　赵孟頫对“二王”的古法熟得不能再熟，下笔写字，小字大字，行书草书楷书，字字新妍。赵字的基本风格，是流妍秀润，沉著稳便，深通艺道的书家，初通文墨的学子，都喜爱，都称美。元朝时学赵字的书家很多，邓文原、张雨、虞集、柯九思、杨载、周伯琦、周驰，都是赵字的受益者，赵孟頫的妻子管道昇、儿子赵雍，写的都是地道的赵字。赵字几乎成了元朝书家学“二王”、“晋帖”的替代品。在明朝，书坛名流都推重赵孟頫，俞和临摹赵字，几欲乱真;“吴中三子”祝允明、文征明、王宠，负中兴名家的盛誉，他们上窥晋唐，都是以赵字为门径，而明朝的帖学，“大抵也不能出赵吴兴范围”。清朝乾隆皇帝风流儒雅，汉文化程度极高，这位“十全老人”，书法推崇王羲之，实际所写，却是一笔结字稳秀的赵字。因了帝王的示范提倡，赵字贵为时尚书，但是乾隆的笔力缺乏赵氏的俊劲，笔画松软如面条，把赵字的雅气写成了恬俗，只剩结字工稳的皮相。

　　乾隆还不懂得，赵孟頫用古法写新妍字，是蹈袭王羲之的旧辙，而非他自己的发明。其中要打破的关隘，是“笔法”和“字形”，所谓“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是善于用脑筋思考的聪明人，看破了“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而“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这不可失的古法，是笔法，即“千古不易”的“用笔”。笔法要守古，结字则可质可研、亦晋亦唐地变。人们喜欢写赵字，除了美感的吸引，好像还觉得写赵字上手快，好学。比如傅山，他说早年“学晋唐人楷法，皆不能肖。及获赵松雪墨迹，爰其圆转流丽，稍临之，遂能乱真。已而自愧于心，如学正人君子，苦难近其觚棱，降而与狎邪匪人游，日亲之自不觉耳。更取颜鲁公师之，又感三十年来为松雪所误，俗气尚未尽除，然医之者，推鲁公《仙坛记》而已”。不纠缠傅山的人品之论，“稍临之，遂能乱真”是傅山瞧不起赵字的重要原因，他未深入赵字的堂奥，所以看浅了赵字。类似的看法，董其昌也曾有过，最终的结论却大不一样：“余年十八学晋人书，便已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之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