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的新问题

 

　　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到当下，“当代艺术”这个词让人百感交集，难以言表。“中国当代艺术”本来是随着现实问题的生长而生长的，但随着商业力量的介入，曾经鲜活、真切的当代艺术作品逐渐与商业利益绑定。

　　人类的思维方式不愿接受杂乱无章的东西，要把它整理得清晰、有序，于是把世界对象化，对客观事物进行命名、定义，成为人类的重要追求之一。但同时，相对于人为的定义、概念而言，复杂、流变的事物是不可规定的，下定义和概念的同时，也就是对事物的无限可能性的封闭。于是，对事物进行命名、定义的同时，对命名、定义进行质疑和颠覆，是人进一步推进认识时的工作之一。

　　人发明了定义、概念，但如果把定义、概念固化，又可能作茧自缚。这时，很多纠结是因为一些词汇、概念所致。比如，“艺术”这个概念，是人类在学科、领域、系统的划分中，把某一类人的某种表达、实践方式定义为“艺术”。随着社会现实的流动变迁，“艺术家”和“艺术”的所指，随着具体的现实情境而不断变动不拘。在当代，“艺术”这个词已经很古典、很陈旧了。如果用“视觉”、“实践”这些词，很多关于“艺术”的纠结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或者说并不重要。“当代艺术”这个词，本来就是非常宽泛的，是开放的、自由生成和发展的，除了很强的时间意识外，几乎没有明确界定，是“强为名之”。有时，不太计较于在“美术馆”这个白盒子里的“作品”，退一步看，可能更海阔天空。

　　但放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当代艺术”还是有一个虽然宽泛但毕竟有所限定的所指，比如放在当下的中国。

　　如果以“星星美展”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明显标志，则这个方向的“当代艺术”(以前称为“新潮美术”或“前卫艺术”)以追求人性解放、个体自由明确为目的。在这种目的的驱动下，反抗压抑它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意识，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明显表现。这一点，在1980、1990年代是有较大共识的。

　　文化是现实政治经济状况的衍生物，又会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状况。当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因素没有改变，但引入原发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时，对以个体自由、平等为基本诉求的现代性文明而言，这种政治经济状况的问题是明显的。回顾这三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它也是以变革中国的这种现实状况为驱动力，在以个体独立为基础来关注、介入这些问题时，获得了它的文化价值，并以“冷战”的结束为背景，进入国际当代艺术平台。

　　“中国当代艺术”本来是随着现实问题的生长而生长的，但随着商业力量的介入，曾经鲜活、真切的当代艺术作品逐渐与商业利益绑定。这时，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独立性和自由度都大受影响。市场的兴起和相关的政治保障制度的建立，让艺术家有了不为教廷、王室和其它强制性政治机构服务的自由。这时，作为与压抑人性、束缚自由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抗的当代艺术，首先被经济所渗透。不只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特有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代艺术更早的遭遇这种渗透，尤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顺畅扩张的今天。

　　生存下来才能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当代艺术也无法剪断金钱的脐带。苛求艺术不与商业发生关系，在基金会制度难以成形的中国，不太现实。重要的是：商业的介入是促进还是阻碍了艺术的进一步独立、自由生长?以关注现实问题而获得文化价值的当代艺术，一旦因为商业原因不再关注现实问题，只是不断复制产品时，它作为商品的符号价值越来越提升，但文化价值则越来越减少。随着现实情境的流动变迁，这类产品因为与现实问题的脱节而失去了源头活水，必将逐渐枯竭而走向华丽的贫乏和伪饰的矫情。在近年来的中国当代艺术界，这种状况非常明显。曾经关注现实问题并有精彩的个人表达的中国艺术家，也因此被国际当代艺术平台逐渐排斥乃至销声匿迹。这时，返回到国内树碑立传、炮制市场神话，是这些艺术家的明显表现。

　　相对于曾经的地下、贫困、被封锁状况，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持民间、个人立场的当代艺术家们，以经济的成功来获得更多人群的认可，让自己的作品和理念在国内广泛传播，是有积极性的。但近两三年来的明显现象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与官方的明显合作。中国近年来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民众的生活水准相对而言有了明显提升。对外交流的频繁、信息渠道的多元，也让中国人越来越在全球视野下看待自身，对自由、平等的诉求进一步提升。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法律、市场、言论等都处于其决定性影响力之下，它决定着每个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况。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和信息的日益透明化，在当下，尤其是到2012年，随着继续深化改革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对中国人而言，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不重要，而是越来越重要。商业上越来越成功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经济状况早已大为提升。但在这个不平静时段与官方的暧昧合作，乃至主动投怀送抱，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出发点造成了冲击。而如果与基本出发点相违背之时，也就是走向反面之时。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艺术家们，依然可以对外保持口径一致，但实质如何，可能彼此都心知肚明，公众也心知肚明。

　　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现实问题越来越聚集，危机可能在日渐孕育。知识分子如果越来越只注重个人财富的当下聚集和及时行乐，与现实问题渐行渐远，或者有意忽视。这时，那些曾经以独立个体的立场关注中国现实中重要、关键问题的当代艺术家们，如果已经在资本和官方的软化下坐享既得利益，可以对他们不再期待。目前的中国当代艺术界，突出的新问题是：1、在“转化传统”的旗帜下向传统的出世思想靠拢。2、很少有艺术家关注重要的现实问题并有精彩表达。

　　“转化传统”这一方向，与近年来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明显关联。经济发展引发“中国崛起”意识、继而引发“文化复兴”诉求。对中国民众来说，动荡、战乱、天灾、人祸的百年记忆挥之不去，贫困、落后的切身伤痕历历在目，“文化复兴”里包含着很多美好、乐观的寄托。但这种诉求背后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民众的现实生存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与国家主义的关系，都值得冷静思考，而不是头脑发热的急躁冒进。

　　以全球当代文明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现实文化状况，不难发现：因为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因，在全球范围内早已获得普遍认可和验证的一些基本常识，在中国依然有严重分歧，或者避而不谈：比如人性、自由、权利、个人主义……。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什么?能不能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如果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如何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中，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文化复兴”中复兴的是什么?……如果这些问题难以回答，不妨回到自身：作为个体，在当下的真实生存状况和真切问题是什么?

　　如果“文化复兴”复兴的是人性，人性的觉醒会引发对反人性的方方面面权力的反抗，并由此导致社会的进一步全面改善和文明的整体推进。如果是在这种目的的驱动下，当下高涨的“文化复兴”冲动，应该致力于哪些方向?

　　如果“文化复兴”的冲动其实只是指向“转化传统”，在全球视野中看中国传统，它的可取之处和不可取之处是哪些?哪些可以进行当代性的转化?从目前的当代艺术现象看，所谓的“转化传统”，主要是用油画、装置、影像、行为等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出世意识和玄学思维联接。在当下的现实情境中用艺术来寄托出世之思，或在玄学的推想中自成一体，想追求到什么?能躲避开什么?如果这一方向是个人情趣所在，倒也罢了。如果把这一方向推重为“文化复兴”，能复兴的是什么?它与“当代艺术”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对当代艺术尚有模糊定义的话?它与在华人文化圈依然走红的“国画”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当代艺术”依然不把国画纳入的话?而且，随着“当代艺术”这一词汇的广为传播，很多国画作品都冠名为“当代艺术”。此外，这些国画家们现在也懂得用装置、影像等方式来“转化”国画。

　　如果曾经关注现实问题的当代艺术家们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不再值得期待，在当下的青年艺术家中，关注重要现实问题者都寥寥无几。艺术因其体验和思考的深度而动人，个人志趣不宜强求，“命题创作”是不恰当的。但青年艺术家为何对在全社会范围内显得重要的现实问题不感兴趣?他们的作品所显现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体验领域……与这个时代的关系是什么?他们在艺术中所遭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出生于70、80、90年代的青年艺术家，成长于由强制性政治社会部分地向市民社会转型的时代(中国的这种市民社会，是在政府主动和适度出让支配权后形成的)，中年艺术家们痛切的历史记忆和政治伤疤，对他们而言是比较隔膜的。他们更倾向于关注相对而言“非政治化”的私人生活领域，从个体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远离政治纷争，回避社会批判，疏远抽象理想。当代艺术不是命题创作，立足于“此时此地的我的感受”，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否则，即使再貌似宏大，也因出发点的虚假而难以让人认同。从这一点来看，这些青年艺术家的出发点是真诚的。

　　从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文化资源更为丰富、视觉形象更为国际化，因为他们成长于文化资讯发达、交流便利、当代艺术从地下转向地上的时代。艺术语言是重要的，否则无法顺畅表达。但如果不关注公共领域、放弃现实变革的诉求，只是一味顾盼自怜，个体日常经验会有狭隘、苍白的可能。这时，语言越精致，这些表达个人日常经验的作品越有可能流于矫饰的小情小调和雅玩的视觉游戏，在与市场结合后成为新兴中产阶级文化客厅中新的沙龙艺术。而这一点，在当下的中国艺术界已经是事实。

　　艺术首先应是基于自身的、有感而发的，有独到的触摸式、浸入式体验。这些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围绕个人的日常体验，但经济压力、政治反思、文化困惑往往是暗藏的主因，由此而综合成迷茫、怀疑、失落、忧伤等百感交集、一言难尽的情绪。如果经济、政治、文化的困境是关键因素的话，这些远不只是某个青年艺术家的困境。种种情绪也就并不只是某个青年艺术家个人独有的，而是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尤其在既非官二代、又非富二代的中国年轻平民内心之中。所以，很多青年艺术家的看似强调个人化的作品，反而是很集体化的。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其实一直摆在这些青年艺术家面前：自己的艺术作品的文化价值如何?尤其是当青春期日渐度过后(这个问题更直接的摆在197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面前)。如果艺术表达的出发点是自身的现实处境，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一个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如何进一步了解现实，如何应对现实乃至进一步改进现实。因为，比起艺术/艺术家而言，生活/人，显然是更重要的。

　　从这一点来看，这些青年艺术家中传达出的迷茫、怀疑、失落、忧伤等复杂情绪，是基于自身的现实处境，是有感而发的真切体会。但如果不满足于此，可能需要对这些体会进行进一步的反思，进行现实溯源。这将是更为漫长而持久的过程，但也将面对更为丰富、广阔的领域。人的欲望、诉求让人身处现实之中不断产生问题意识，一旦有了新的问题意识，也就有了新的可能性。

　　如果按年龄来宽泛划分，曾经从独立个体的角度出发，关注现实情境中的重要问题，并因其体验的敏锐度、思考的准确度和语言的到位度，贡献出文化价值的当代艺术家们，如今已步入中年并坐享既得利益。但这个年龄段的艺术家中，依然有少数人在问题丛生、“奇观”迭出的中国继续针对现实情境发问并有愈来愈精彩的表达，为全球所瞩目，并值得继续期待。到目前为止，寥寥无几的青年艺术家与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发生关系，当然，这个现象本身可能就是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至于在“转化传统”的旗帜下向源远流长的出世思想靠拢的艺术家们，可能在当下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氛围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但能否走出华人文化圈，甚至这个好时机能维持几年，有待于在未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