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台北故宫深藏清宫200年的古玺印

 

　　文彭款，安乐寿考

　　几天来，后山几排宿舍中偶尔会在早晨走出一位老太太，步履蹒跚地踱过我的窗前。中午或者傍晚，偶而有辆小车停门口。我才知道，我不是后山的唯一住客。

　　清宫旧印其实包括两大部分，一为用印，如大清的玺宝，帝、后、妃的封印、谥宝和闲章;二为藏印，即乾隆年间入藏的古铜印、玉印及篆刻石章。中国历代帝、后玺宝基本上毁失殆尽，惟独清宫旧印绝大部分都幸存于世，这和清王朝的终结方式不无关系。这些旧印分藏情况是：大清的玺宝及部分帝、后、妃用印，收藏于北京故宫;清太祖至穆宗十朝的谥宝在沈阳故宫;清宫藏古印和乾隆用印的大部分，1949年随其他文物迁至台湾。

　　乾隆帝喜好印章，与民间早已兴起的古印收藏之风与文人雅赏书画篆刻的新潮相互呼应。除了古铜、玉印，还热衷于明代名贤刻印的收罗。如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间，收得署款为文征明、文彭、何震、甘旸的石章近60方，并为之题诗颂咏，表达欣慰激赏之情。这些石章如《陋室铭》、《爱莲说》等均刻文彭名款，当然是伪托。可见内府大臣们对民间流布已久的篆刻伪作还缺乏鉴别能力。这些石章质料多为青田，兼有寿山、昌化石，有的经过火煨变色。由于入藏年代明确，可以据此了解到清初至乾隆时期伪造明代篆刻名家的风气和作伪特点。

　　查阅清宫档案记载，乾隆三年已有铜印1261方，同年多次传旨制作盛装“古铜印章”的漆匣和命汪由敦等近臣考释印文，乾隆帝并对漆匣内抽屉命名、印文册页置放位置都有具体的交代。从这些情况看，铜印进入内府的年代更在此前的可能尚不能排除。乾隆帝对印章一道最为痴迷，所作《古铜章歌》有句云“讵惟鉴古怡心神，藉考数千年革因”，将史料价值置于“鉴古怡心神”之上，说明对古印价值的认识是自有见地的。这也是历代帝王中无论个人拥有的各种闲句名号章的数量，还是镌刻、选材工艺的讲究，他都堪称一人的根本原因。

　　院区有供游客饮茶、用餐的“故宫晶华”，地下室辟为员工餐厅。每天的午、晚餐都是一荤二素自选，约合人民币十来元。到了晚上，院区就是寂然的世界。所以隔天总得在小卖部买些碗面或者馒头备着，对付早餐和午夜的饥肠。

　　回到宿舍，将申请提看文物目录呈报张永富先生。张先生告，原定明天何副院长见面的安排因“立法院”临时请去接受质询，需要推迟。

　　清宫铜印真品，晋，驸马都尉

　　图书文献处的善本古籍需提前一天申请，每次借阅限二种，二十册之内。印谱也归入古籍，由专人从库房送来、取回。每天走进阅览室，吕女士会将备好的印谱递给我，另外附上一只口罩。

　　院藏旧谱有西泠印社民国版的《秋景庵印谱》、《二金蝶堂印谱》、《龙泓山人印谱》、《求是斋印谱》等数种，另有汪启淑《飞鸿堂印谱》，都属存世多见。惟《松石山房印谱》，据光绪壬午方濬益序云谱辑于东瀛，所收上及秦汉，下止于清季，为前所未见者。另外，杨守敬自日本访得《令号玺史·印部》和《埋麝发香》两谱，我在大陆亦未及见。两谱与我近年关注的中国印制东传问题有关，因而颇有兴趣。

　　《玺史》四卷，书前钤有“星吾海外访得秘籍”朱文印和“杨守敬印”、“飞青阁藏书印”、“宜都杨氏藏书记”白文印。是摹录日本早年敕书及其他文牒上所钤中央、地方官印的剪贴本。每印下标有年号、来源，所辑多已见于会田富康《日本古印新考》及木内武男《印章》、久米雅雄《日本印章史》等书。也有一小部分未见引用，如“遣新罗使之印”及六种不同的“太政官印”等，是颇有价值的资料。

　　日本摹录奈良、平安时代古官印的印谱，有1773年的《藤贞幹古印谱》，集大成者又有1857年长谷川延辑成的《博爱堂集古印谱》。此本《玺史》辑于1836年，其中摹录的“遣唐使印”三方，二方分别钤于天平五年(733)，延历二十三年(804)文书，另一仅注“官印谱古摹本”的与《藤贞幹古印谱》所记天平5年者同。由此看来，《玺史》所摹或即来自藤贞幹本，而后者本难信据。因为，此印的文字风格已越出唐代而及于南宋，与奈良时代日本官印风格不能合辙。另有一同文印见于公元805年的《最澄入唐牒》上，却未见于《玺史》摹入。

　　“遣唐使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外交专用官印。在唐朝存续年代日本至少先后铸行了三种，表明两国之间往来的频密以及此种派遣性质的人员来华活动延续年代之长。

　　台湾艺术大学美术学院邀我下午做一个讲座。黄华源老师中午来接，说先去板桥品尝台湾小馆的特色。板桥的道路、小巷显得有些旧，但干净、疏朗。找了家小馆，仅容二三小桌，十分安静，一中年女人在操持。台湾这样的小馆子甚多，心气亦平和，故能长久经营。由此想起这边的风气，求大、求奢华、求暴利，内质却往往相去甚远，于是街头店家时不时旗号变幻。

　　多次参加台艺大举办的研讨会，书画系的研究生也多次来上海访学，给我的印象是学风纯正求实。乘此机会将思考了多年的“唐宋文人印系”现象提了出来。或许是外来和尚好念经，同道和研究生们对这样一个很小又很专业的篆刻史论题的关注，多少让我感到意外。

　　晚上系里招待。林进忠院长和几位教授都是熟人，一席笑语，天南海北。回到会馆忽然想起通行证来，遍寻未见，于是自叹“兴尽悲来”。四处打电话询问，又复得，已是凌晨四点。

　　驸马都尉

　　几天来继续对清宫旧藏铜印中的部分疑似伪品作图像检索观察，完成特征记录。

　　鉴别研究也延伸出另一个课题，即古玺印的作伪史。由于这批铜印进入内府的年代下限十分明确，因而可以作为明清之际作伪方法和特征的研究标本。

　　《金薤留珍》和《守官遗范》所贮铜印，绝大多数为“熟坑”，推断入藏之前已流传有年。其中伪品的制作时间或可溯及明代，这和此期仿制青铜器再度兴盛似乎存在一定的关联。另一个背景则是明中叶以后民间收藏古印和钤拓印谱的文化时尚，催生了作伪售利的市场。篆刻的风气推动，摹刻古印、翻刻旧谱的作业也很容易转化为伪造古印的技术条件。

　　明万历年间高濂见到的市场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古之铜章先后出土者何止千万?即顾氏《印薮》犹云未备，余先三入燕市，收有千方。十年之值，高下迴异。向无官私之别，今则分王侯伯长官印，而价值倍于往时。以姓氏为私印，价则较常亦倍矣”，“近日关中洛下利徒翻铸假印，伙入真正，以愚收藏，如军司马、王任、日利，不一而足，且不易辨。”(《燕闲清赏笺》卷上)可见其时作伪的手法已经比较成熟，使精于篆刻又通晓印学的甘旸在《甘氏印正》中亦多有以伪为真的误断。故清宫所收厕入部分伪印，并不足为奇。

　　印蜕册页上的题记，揭示了当时藏印的整理过程。所有铜、玉印似乎经过“皇上鉴定”，复又由稽璜、于敏中、董邦达等近臣“校勘”。所谓“校勘”，除了释文，主要就是依据明罗王常所编的印谱——《秦汉印统》作为比照。然而《印统》本身摹刻失真且已杂入了杜撰凿空的伪品，校勘结果当然是“钮式篆法俱与各印大略相同，洵系旧物无疑”。

　　只是这些早年的伪品，在今天已不失为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物了。

　　对《金薤留珍》、《毓庆宫藏汉铜印》、《守宫遗范》三部分铜印中的疑伪者再作局部放大观测，作伪的方法与类型有以下几种：

　　私印改刻官印，如“就武男家丞”(《金》);官印改刻文字，如“河东公主丞印”、“虎贲中郎将印”(《金》);范铸伪品，如 “强弩都尉章”(《毓》)，此类往往同范多件，“卑耐之印”三件皆见于《金》谱;又如祝辞印“修躬德，以俟贤。臣兴显，令名存”，真品曾见旧谱著录，此次细看《金》谱所收者，确知为整体伪铸。

　　伪品“做旧”皆采用打磨、加色上蜡为主，使之色泽黝黑成为“熟坑”，不像晚清民国间出现的做上土蚀，绿锈，貌似“生坑”的方法。据此可以确定传世同类伪品的制作年代当相去不远。

　　《守宫遗笵》所收十印，属伪刻者五方。当时大臣题曰：“以上官名印十方《秦汉印统》未载，而其钮式篆法俱与各印书所载汉印大略相同。” 当年的作伪者毕竟是下了专业功夫的，乾隆和近臣们以“大略相同”为准绳，岂能辨其雌雄?

　　午后，李宗焜研究员来接，路偶不畅，到达史语所与王汎森先生会面的时间显得很促迫。三年前到所里访问时正值他卸印之际，曾颇自幸于“无关心”，未料不久即就副院长之职，所以见面送上的第一句话就是“王副院长想‘无关心’也难啊”。读过他在大陆出版的《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对我有关明代艺术家生活的研究多有启发，也乘此向他致谢。

　　在国际汉学领域，史语所保持着前沿的地位。邀请海内外学者作访问，安排学术报告成为一个传统。报告会对社会开放，各地专业人士和高校学生可以预约参加。

　　讲完《古玺印辨伪》，有人提问，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女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假如先生去作假印，将如之何?”我说：“如果本来可能去作伪的话，不幸的是我走向了学术。学术使我无法回到本来。另外，如果创作一枚真印和作一枚伪印，后者对我来说付出的成本更高的话，您认为我该选择什么?”讲堂里一阵轻快的笑声。

　　史语所研究大楼有着90年代的那种朴素的建筑风格。研究人员都有独立的办公室，少有外界干扰，工作时间也是灵活的。李宗焜兄说他很喜欢在办公室里呆到夜里，我说：“我是知不可至，心向往之。”

　　晚上，与史语所文字学门几位研究员共餐，让吃了好几天员工套餐的我换了一次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