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国时期的北京书画市场

　

民国琉璃厂老照片　　 

 

   民国时期，中国书法发展呈现出一派崭新的历史面貌，尤其是在科举制度废除后，书法艺术风格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将前代书学理论成果(帖学、碑学)充分汲取，开始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新运动。作为辽、金、元、明、清代的帝都—— 北京，这里除政治意味浓厚外，还与上海、广州等地并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书画销售区域。而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的形成和发展也与繁盛的北京书画销售市场息息相关(详见笔者著《民国时期的北京书风》)，与上海、广州等地不同的是，由于近现代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这里经历了清帝逊位、民国建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多重历史时期。在政局动荡的环境中，大量的历代书画、碑帖拓片从宫廷、官宦、士人家中流出，通过琉璃厂、隆福寺及东四牌楼等地区的古董商转售于全国甚至海外的藏家，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影响之广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确属罕见。同时活跃于京城的艺术家们，他们与北京书画市场联系紧密，扮演着购买者、销售者等多重身份，大量的历代书画、碑帖拓片的出现开阔了他们的艺术视野， 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理念，为他们自身书法风格的成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养料，而且琉璃厂、隆福寺及东四牌楼等地区的南纸店、古董店也是他们书画作品的主要销售区域，一些店家的匾额亦为其所书。如今，昔日的京城书画销售地区还悬挂着他们题写的匾额，并流传着诸多的艺界奇闻旧事，为民国时期的北京书画市场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琉璃厂

　　民国时期，琉璃厂是北京书画销售的主要中介机构之一， 同时又是北京著名的历史文化街。从东街至西街，不过二里之遥， 其间鳞次栉比地开设着数量众多的书铺、南纸店、古玩铺、碑帖铺、裱画铺、图章铺、墨盒铺。全国各地的古旧书籍，字画碑帖、古董文房及篆刻用具尽汇于此。琉璃厂地处宣南，是清代宣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会馆交错，文人墨客聚居于此，塑造出独具魅力的宣南文化;琉璃厂的中心厂甸，每年均有规模盛大的庙会活动，一时间“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是节日期间最吸引眼球的地方;琉璃厂各店铺的主人，因环境影响，也显得格外亲和风雅，除服务周到外，还擅长各自的看家本领。因此，琉璃厂成为清末民初重要的文化沙龙，京城中书画名家也是这里的常客，并在南纸店、古董店挂有笔单。徜徉于不足二里的街道之中，爱好者可以购买到京城知名书画家的作品，习书者能够挑选称手的文房四宝和最新出版的字帖，收藏者也能从店铺中“淘”到自己钟爱的珍宝。即使是来闲逛，也会为这里琳琅满目的匾额所陶醉。因此，琉璃厂无疑成为了清末民初文人墨客的理想家园，文学家鲁迅称北京琉璃厂为“特殊文化学校，清二三百年积为市廛，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名家”。

　　琉璃厂位于北京和平门外，原本为辽代海王村的旧址，金代时称“海王庄”，距今已有一千零九十七年的历史。元朝时， 此地出现了一些烧造琉璃瓦的作坊，明代永乐年间，为营建北京城和皇宫，对琉璃瓦需求量增大，“琉璃厂”与“神木厂”“大木厂”“黑窑厂”“台基厂”成为著名的五大厂，自此“琉璃厂” 之名始见于著录。但这一时期“琉璃厂”人迹罕至，完全是一片郊外的景致，明代前期的琉璃厂并未受到世人的重视。直至嘉靖年间，琉璃厂才出现了一些街道。后因城内不适宜设立琉璃窑， 窑厂迁至门头沟地区，但“琉璃厂”之名得以保留。

　　清代初年，由于统治者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政策， 汉族官员多分到这一地区，随着科举的需要，各地的会馆纷纷建立，琉璃厂逐渐成为文人学者的聚居地，民国学者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记有“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 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 宣南是清代泛指宣武门南的地区，这里是清代文人士子居住区的象征，它所体现出的文化，是京城汉族士人为主体的文化，兼具着官僚和学术的双重含义。

　　琉璃厂处于宣南地区南面，“康熙年间，琉璃厂有灯市之后， 游人渐集，旋慈仁寺书市，亦移于此。乾隆癸巳，四库开馆，四方文人麇集京师，参与编校，而各地书商，亦多辇书到京，设肆供应，故琉璃厂与时文人有不可分离之势”。由于编纂《四库全书》的需要，文人在这里进一步集中，像著名的文人学者龚鼎孳、吴伟业、孙承泽、王士祯、朱彝尊、李渔、纪晓岚、戴震、钱大昕等，均在这里结庐居住。鉴于琉璃厂位置相对适中，各地的书商见有利可图，纷纷来厂摆摊建肆，出售书籍，明代兴盛的前门、灯市口、西城城隍庙书市也逐渐向这里转移，琉璃厂的售书业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乾隆时期，琉璃厂的书肆业已经初具规模，李文藻在《琉璃厂书肆记》中记有“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抄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 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文人墨客也喜爱在这里淘书、看书。伴之消费需求的增加，一些行业也应运而生，如古董、书画、碑帖、篆刻、书画装裱、刻板镌碑、卖眼镜、烟筒、日用杂货等。经营内容基本上都与文人生活息息相关。各类店铺的主人也非等闲之士，《清代野记》中曾记：“宝森堂主人李雨亭，善成堂之饶某; 其后又有李兰甫、谭笃生诸人，言及各朝书版、书式、著者、刻者， 历历如数家珍，士大夫万不能及焉。又有袁子回者，江宁人，亦精于鉴别碑帖，某拓本多字，某拓本少字，背诵如流……”， 店铺经营者业务精熟，与购买者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进而一些店铺的经营者还和达官显贵、文人学者结交论艺。清代封疆大吏端方曾拜宜古斋的李云从为师学习碑帖鉴赏，而帝师翁同龢也时常与德宝斋经理刘振卿谈碑论帖，自此文人学者和经营者关系更为紧密，除买卖关系外，还建立起一种深厚的友谊，正是在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的带动下，琉璃厂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科举时代，琉璃厂即分布着形形色色的书肆、南纸店、古玩铺和碑帖铺。其中南纸店与书画家之间的关系最为亲密，南纸店得名于销售品(笔、墨、纸、砚)均从南方运来的缘故，其业务大约分为三部分，一是书画用纸，包括各类宣纸、绵纸、皮纸、毛边、粉连、信笺纸、信封、稿纸、仿旧纸、扇面及装裱好的寿联、挽联、册页、账本等;二是文房用品，笔、墨、纸、砚、墨盒、水盂、镇纸、笔筒、笔架、浆糊、裁纸刀、各类颜料、颜料碟、印泥、印泥盒、扇骨、臂搁、笔洗等;三是书、画、篆刻家的笔单(笔单，就是有名的文人墨客鬻字、卖画、撰写文章的价目表)， 这些书画篆刻家由专人推荐，定出润笔价格，在相应的店中挂出笔单，购买者可以通过南纸店来订购其书画篆刻作品，南纸店从中提成，这些南纸店的经营活动为居京的艺术家群体提供了生活保障，并通过出售书画作品，给自身的店面赢得了声誉。

　　据1923年版《北京便览》统计，设于琉璃厂的南纸店有“有信社、秀文斋、松古斋、松竹斋、松雪斋、松华斋、宣元阁、晋豫斋、敏古斋、清秘阁、翊文斋、伦池斋、资文阁、荣禄堂、荣宝斋、诒晋斋、万宝斋、静文斋、宝文斋、宝晋斋、懿文斋” 等21 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荣宝斋，它的前身叫“松竹斋”， 始创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光绪二十年(1894)改名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它是琉璃厂历史最悠久的南纸店，更名时请清代同治状元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 三个大字的匾额。荣宝斋门面虽然不富丽堂皇，但经营有道， 内设小屋，屋内双楹辟有雅室，室内文玩满架，院内花木繁茂， 清代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均喜在此歇脚饮茶，服务对象除书画家、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外，还有宫廷、王府、大户人家以及军阀、政客和驻华使馆等。因此生意也做得异常红火， 书画名家也均在荣宝斋挂有笔单，其中不但有前清三鼎甲， 还有宣统帝老师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等人，书画名家更有于右任、陈树人、陈师曾、林纾、张伯英、张大千、溥心畬、陈云诰等，如果有人想购求哪一位书画名家作品，只要去荣宝斋托其购买，按期取件，绝不误事。既满足了购买者的需求，还为书画家们增加了收入，特别是民国时期，一批遗老遗少拒绝出仕民国，也不甘心从小皇帝溥仪附逆，故此琉璃厂南纸店的笔单收入，很大程度上地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挂单的书画家，不仅有前朝遗老，还包括一些新派学者及京城之外上海、天津等地书画家。他们的润格也各具特色， 如袁励準的《恐高寒斋重订润格》为：

　　“对联：四尺书七言、大八尺书八言，每加一言加一元一角。四尺以下照四尺算，四尺以上照六尺算，六尺以上照八尺算，四尺二元二角，六尺三元三角，八尺四元四角， 八尺以上另议。

　　堂幅：以四行为限，每加一行加一元一角，但至多加至二行。尺数伸缩照对联算。四尺二元二角，六尺三元三角， 八尺四元四角，八尺以上另议。

　　四屏：每条以两行为限，如每条加一行共加二元二角， 但每条至多加至二行。尺数伸缩照对联算………”

　　润格中还附有“专书旧而且熟之纸，新纸中惟高丽笺苏硾宣可书，余俱不书。”“先润后书，十日取件。”; 而叶恭绰的润格《遐庵卖字启》则为“学书卅年，垂老少进， 疲于应索，迎拒两难，复以灾祸荐臻，力穷拯济，爰订润例， 以应急需，海内亲知，幸祈鉴助”，最后写有“先润后墨， 约期取件，劣纸不书。”在京城南纸店形形色色的润格中， 以樊增祥的笔润最高，并有“双款不书”“约期不书”的要求， 连民国第四任大总统徐世昌下野后也挂有自己的笔单。民间还流传着一则关于徐氏的轶事。民国时期，津门书家华世奎与徐世昌同在京城鬻书，并于琉璃厂一带悬有各自的笔单，其二人前清之时为同僚，并同拜时任户部尚书祁世长之门，祁世长有一幼子，曾托付他二人日后照料，祁世长下世后，其幼子来津门求助，华世奎感念旧情，赠以200 银元，又亲赴徐世昌家筹款，徐世昌言，“你近来卖字日进斗金，我的字赚钱不多。这样吧，我照你的数减赠一半”。归后，华世奎愤其小气，又赠祁公子100 银元，凑足200 银元。自此之后。华氏在闲谈中常告诫其子孙，“你们要好好地练字呀，字练好了，比当一任民国总统都强”，这是一桩由笔单引起的笑话。可见书法的销售也受市场行情影响，即使是大总统的书法也不见得比职业书家卖的好， 所以润例的制定，取决于作者身份和功力的综合品评。从留存于世的诸多润例记录中，挂单书家个性鲜明、脾气各异， 颇值得专书论述。

　　民国时期，除南纸店外，与书画家来往较多的还有新式书铺、碑帖铺，如有正书局、神州国光社、文明书局等， 他们出售新旧书籍及各种影印字帖，碑帖铺则有敦古斋、师古斋、式古斋、富华阁、肆古斋、宜古斋、仪古斋、耀文堂、震古斋、访古斋、德古斋等十多家，他们主要出售碑帖，还兼卖一些古玩。这些销售品很大程度地满足了书画家们的精神需求，开阔了他们的书学视野，丰富了自身的业余生活。

　　琉璃厂独特的文化氛围为北京书法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南纸店、古董店解决了书画家的生活来源， 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一时间以鬻书、卖画为生的艺术家比比皆是，其收入也甚为可观，像康有为、陈师曾、溥心畬、张大千、齐白石等人的作品，受到了世人的广泛喜爱， 时有供不应求之势，这些艺术品也成为南纸店书画销售的大宗。此外，在印刷技术的促进下，影印字帖变得越来越普及，内容也从传统上的墨迹、刻帖、碑版拓本过渡到新发现的甲骨文、西北简牍、敦煌写经、魏晋南北朝墓志等， 而碑帖则成为收藏者的寻求的对象，这些丰富的范本为书学者提供了一手的资料，全国其他书画市场与之相比，没有一个能像琉璃厂一样将书画资料的传播和书画销售结合地如此完美无瑕。同时，在这些书画家的艺术熏陶之下，琉璃厂的店铺中还诞生出一批新生代书法篆刻人才，他们利用这里独特的人文环境，向挂单的艺林前辈请教学习，逐渐成长为一支具有北京地域特色的书法篆刻家创作队伍，因此琉璃厂也不啻为近代京城艺术家的摇篮。

　　(二)隆福寺及东四牌楼

　　北京传统的书画销售以琉璃厂为主，还有一些分布在西四、西什库、东华门、东四牌楼、隆福寺的南纸店、古董店。其中以隆福寺及东四牌楼地区较有影响。这一地带与西四牌楼遥相呼应，又称东庙，建于明景泰年间，规模宏大，是北京著名的古刹之一，清雍正年间曾重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毁于大火， 自此庙宇荒凉，但隆福寺每年定期举办庙会，其间“各摊杂集、百货并陈，盛况不减西庙”。随着庙会人气的增加，周边也逐渐出现了很多的书铺、古董店和南纸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隆福寺及东四牌楼地区著名书铺有文元堂、文奎堂、明经堂、带经堂、问经堂、聚珍堂、镜古堂、宝书堂等，南纸店则有同心德、合昌、恒兴号、天元亨、全德昌、云锦斋、宏元号、乾兴号、宝聚成等，古董店有大吉祥、文德轩、德泉轩、三合成、永和斋、铭记、德宝斋、义兴合、广兴隆、荣兴号、永和德、德昌、宝德山房、德聚恒等。南纸店和古玩铺同样承接笔单业务。因此，隆福寺及东四牌楼一带也成为京城琉璃厂之外著名的书画销售区。

　　民国时期，繁盛的京城书画销售业促进了书法风格的演变和繁荣，由于书家群体的多样性和购买者的国际化趋势，使艺术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书法也逐渐从纯粹的艺术转变为艺术商品，一些书家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对自身的书法风格进行了一定调整，迎合了购买者的口味，扩大了销路，同时书画销售的一部分所得又被用于购买文物、书籍、碑帖、绘画及文房用具等，资金继续回流琉璃厂、隆福寺及东四牌楼地区，形成一条脉络分明的销售链。因此，民国时期北京书风的形成和琉璃厂及其他书画销售地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