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 《御题五色鹦鹉图》

赵佶《御题五色鹦鹉图》绢本设色 53.3×125.1cm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五色鹦鹉图》传为宋徽宗赵佶所作。图中描写他在宫廷御园中所见的五色鹦鹉，为纪念这个发现，于是将那只异国珍禽作了精致的描绘，旁以瘦金体书加上颂辞，为一赋一诗。落款有一部分虽已脱落，但仍认得出来。

　　图中所绘折枝杏花两枝，一只五色鹦鹉侧身栖于盛开的杏花枝头，画中鹦鹉，嘴厚眼圆颈粗、羽翼齐整、足脚有力，站立于花枝上，显得心满意足，无忧无虑。图中花瓣先勾后染，白中透出稍许粉红;鹦鹉红色部分著色虽富丽，给人的感觉却是艳而不俗，色彩沉得住，显示出画家高超的绘画技巧。

　　这幅绘画与南宋花鸟画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并无凭仗夸张性的构图，或刻意制造画面的装饰性与动态来取胜，反而是不假造作，纯任天真，如实画出杏花、鹦鹉，生动自然，神采夺人。

　　《五色鹦鹉图》流传有绪，幅上的“天历之宝”玺表明它为元内府所有，明末归戴明说， 清初属宋犖，后入清乾隆、嘉庆皇帝内府，全卷为乾隆内府重裱。重裱时，徽宗的题诗被移到了前面，《石渠宝笈初编》卷二十六著录。此后，赏赐恭亲王奕訢，辛亥革命后被其孙溥伟、溥儒等售予古董商，1925年为张允中在琉璃厂购得，他连题五跋，确认此系徽宗之作，考证其流传过程，并核对与《石渠宝笈》的记载无误。后为日本山本悌二郎购得，著录于其1931年刊印的《澄怀堂书画目录》中，二战后其后人售予波士顿美术馆。

　　【释文】五色鹦鹉。來自嶺表。養之禁籞。馴服可愛。飛鳴自適。往來于苑囿間。方中春。繁杏遍開。翔翥其上。雅詫容與。自有一種態度。縱目觀之。宛勝圖畫。因賦是詩焉。

　　天産乾臯此異禽。遐陬來貢九重深。 體全五色非凡質。惠吐多言更好音。 飛翥似憐毛羽貴。徘徊如飽稻梁心。 缃膺绀趾誠端雅。爲賦新篇步武吟。

　　禦制禦畫並書天下一人

　　波士顿博物馆藏宋徽宗赵佶《五色鹦鹉图》卷，绢本，设色，款署：“无色鹦鹉，来自岭表……为赋新篇步武吟。御制御画并书，天下一人”。钤：“御书”朱文印。

　　鉴藏印：元文宗·内府：“天历之宝”。明·戴明说：“戴明说印”、“宫保司马之孙大司农章”白文印、“米芾画禅烟峦如觌明说克传图章用锡”朱文印。清·宋荦：“商丘宋荦审定真迹”朱文印。以及清宫收藏诸印。

　　依据展览方图录介绍，“此卷《五色鹦鹉图》无疑是徽宗花鸟画中最可信者之一。据卷上徽宗自序，知此画起因于徽宗在御花园内见一贡自岭表的异种鹦鹉，于风和日丽的春光中，飞鸣于御园杏枝间，其姿其态，煞是悦人眼目，遂御笔彩绘，又复作诗并序，观其题上”。展览方认为这是一幅宋徽宗可信的作品，也就是真迹。

　　在观看这幅徽宗作品时，写实水平极佳，用色非常和谐，绢素的材料质地一流，虽然时代久远依然华贵。首先，观察绘鹦鹉的水平，可以说达到逼真的程度，鹦鹉的深邃眼神仿若实物，羽毛层染立体感强烈，爪子站立在树枝上，重心、比例准确;其次，杏花开放各种姿态万千，层次清晰可见，树枝尚处于春天未发叶芽，偶见点点绿头，枝干犹如处于眼前，动感明显。笔者看到此时，被画中的一切所感染，仿佛置身于春天杏花开放的时节，树木与鹦鹉如在眼前。难道这就是道君皇帝亲笔吗?作为一个皇帝，真的有此神功吗?简直难以置信!

　　回京后查阅傅熹年老先生访美读画录，谈到徽宗《五色鹦鹉图》卷结论：绢本设色。《宣和睿赏》册佚出之物，中间断开拚接，故己不见折缝痕。是宋画院中人作，非赵佶笔。又有人疑为元人仿本，何据?

　　再读谢稚柳、徐邦达二老先生访美笔记：认为徽宗《五色鹦鹉图》卷结论：前隔水有戴明说藏印，徐：佳。

　　在前辈老先生们的读画记中，领略了他们渊博的学识，尤其是傅老先生治学严谨风采。既肯定为北宋院画，出自《宣和睿览册》，又质疑了某些认为元代绘画的观点。由于此幅作品有元文宗“天历之宝”藏印，元文宗的收藏书画都是由柯九思审定，某些认为是元代作品的观点，自然毫无道理。徐老先生认为有明代戴明说藏印，绘画质量为“佳”的观点。

　　经查阅《宣和睿览册》，发现这件《五色鹦鹉图》卷，原名为《杏花鹦鹉》一，通篇《宣和睿览册》只有此幅作品为鹦鹉作品。在查《中兴馆阁录·续录》，里面徽宗御画十四，没有鹦鹉题材作品。徽宗御题画三十一，里面《杏花鹦鹉》一，画上面的诗文与波士顿博物馆藏《五色鹦鹉图》卷完全一致。其中御题画中还有《芙蓉锦鸡》一即《芙蓉锦鸡图》北京故宫[微博]藏，《香梅山白头》一即《腊梅山禽图》台北故宫藏，都著录在《中兴馆阁录·续录》卷三里面。

　　因此，笔者没有接受展览方的图录结论，读画判断似乎正确，认为徽宗作为一个皇帝，能有如此高妙的绘画技法而不可思议，这样的绘画水平应与徐熙、黄荃之辈不相伯仲。宋代的文献记载，当然更接近徽宗时代，且为画院档案传承下来，应为可信。事实证明，读画的过程必须严谨，之后的文献支撑更要求真，因此，这幅《五色鹦鹉图》卷是一幅北宋画院的徽宗御题画。

　　附录二：宋徽宗《五色鹦鹉图》赏析(来源不详)

　　《五色鹦鹉图》流传有绪，幅上的“天历之宝”玺表明它为元内府所有，明末归戴明说， 清初属宋犖，后入清乾隆、嘉庆皇帝内府，全卷为乾隆内府重裱。重裱时，徽宗的题诗被移到了前面，《石渠宝笈初编》卷二十六著录。此后，赏赐恭亲王奕訢，辛亥革命后被其孙溥伟、溥儒等售予古董商，1925年为张允中在琉璃厂购得，他连题五跋，确认此系徽宗之作，考证其流传过程，并核对与《石渠宝笈》的记载无误。后为日本山本悌二郎购得，著录于其1931年刊印的《澄怀堂书画目录》中，二战后其后人售予波士顿美术馆。

　　该卷属于为国祈祷鸿运而作，以工笔的形式完成，显得郑重而热烈、喜庆，充分表达了画家的虔敬心情。绘画的表现手法十分工致而清新见笔，杏花用白粉填色。本图虽未用“生漆点睛”，但鸟目层次丰富，栩栩如生。赵佶在绘画构思方面的要求是画中应有诗意，并富有情趣。在画幅右侧，有作者瘦金书题文和七律诗一首：

　　五色鹦鹉来自岭表。养之禁籞，驯服可爱。飞鸣自适，往来于园囿间。方中春繁杏遍开，翔翥其上，雅诧容与，自有一种态度。纵目观之，宛胜图画，因赋是诗焉。

　　天产乹臯比异禽，遐陬来贡九重深。

　　体全五色非凡质，惠吐夛言更好音。

　　飞翥似怜毛羽贵，徘徊如饱稻梁心。

　　缃膺绀趾诚端雅，为赋新篇步武吟。

　　幅上的落款只剩下“制”、“并”二字和残损的花押，根据《祥龙石图》卷、《瑞鹤图》卷后的款书规矩都作“御制御画并书”六字和花押“天下一人”，可以判定《五色鹦鹉图》卷破损的字为“御制御画并书”，押署“天下一人”，与《祥龙石图》卷、《瑞鹤图》卷一样，在“制”字处钤印“御书”(朱文)。

　　画中五色鹦鹉的双爪正攀在杏花枝上，鹦鹉与杏花是花鸟画中的固定搭配。杏花被道教视为“仙花”，常被用于道教吉语。仙人居住的地方有杏花，张籍《寻仙》：“溪头一径入青崖，处处仙居隔杏花。”杏花甚至还成为仙人的食物，《西京杂记》：“东海都尉于台，献杏一株，花杂五色，六出，云仙人所食。”“杏”在道家活动中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杏坛为道家修炼处或道观，白居易《寻王道士药堂因有题赠诗》：“行行觅路缘松峤，步步寻花到杏坛。”唐建业卜者《题紫微观》：“昨日朝天过紫微，醮坛风冷杏花稀。”

　　“五”在《易繋词》中曰：“天数五，地数五。”“五色”为青黄赤白黑，五色象征着五个方位，按照道教的阴阳五行说，祭祀五谷之神的社稷坛里应摆放五色土，亦为青黄赤白黑，象征天下。画家笔下的“五色鹦鹉”基本上与社稷坛里的五色大体相同，如头顶、眼后为黑色，颈部上方为白色，背部和翅、尾、腿部为青色，也许是为避免与黄绢同色，鸟腹毛色为橘黄色。以此“五色”向诸朝臣表明此系“天产”、“异禽”、“非凡质”，乃“诚瑞雅”也，正如《宣和画谱》所云：“五行之精，粹于天地之间，阴阳一嘘而敷荣，一吸而揫敛，则葩华秀茂……而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不知是巧合，还是画家刻意所为，这只吉祥鹦鹉的毛色恰好与社稷坛供奉的五色土相近，它预示着国家社稷出现祥兆。

　　鹦鹉在古代被视作为是有智慧的鸟，如同徽宗所言，鹦鹉能“惠吐夛言”，系祥瑞之禽，徽宗称之为“瑞雅”。据幅上徽宗所题，画中的鹦鹉是来自遥远的“岭表”的供品，“岭表”即今广东、福建一带，唐代刘恂有《岭表录异》卷中说道：“容管廉白州产秦吉了，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后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于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白者，俱未见之也。”可知岭表是盛产奇异鹦鹉的地方。大凡宋人见到此类祥物，总要记上一笔，如熙宁六七年间，一段姓商贾，养一鹦鹉，能诵李白宫词、心经，还能待客，一出狱的访客怜其被囚，将其放归，鹦鹉归林后，见有商旅之车，都要问及段二郎安否。

　　徽宗具有一定的观察力和表现力，抓住了鹦鹉登枝的独特方式(即前后各两只爪趾抓住树枝)，但鹦鹉的嘴部画得还不够圆厚。北宋灭亡后，《五色鹦鹉图》卷在万幸中遇到不幸，在混战中被裹挟到了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幅上赵佶的瘦金书题字已经不完整了，细查破损处，完全是人为所致，究竟为何人所为?值得一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