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花鸟画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战国、汉代的帛画上，我们已可看到各种花、鸟、虫、鱼的生动形象。花鸟画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画科，相比肖像画和山水画的发展较晚。⋯唐代著名的花鸟画家有边莺、刁光撤、膝昌佑等，这时的花鸟画尚未成熟，技法上显得较为稚嫩。五代时，画坛涌现了两个杰出的花鸟画家，一个是西蜀的黄签，一个是南唐的徐熙，两人的技法推动了花鸟画的发展，自他二人开始。花鸟画开始有了技法上的长足进步。黄签善画珍禽异兽，奇花怪石，用笔精细，色彩艳丽，符合传统观念。徐熙善画汀花野竹，水鸟渊鱼，“落墨为格，杂彩副之”，有野逸气。宋代的花鸟画，在黄签、徐熙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成熟。宋代出现了易元吉、崔白、文同、苏轼、赵估、梁楷、牧溪、杨补之、赵孟坚、郑思肖等富有创新精神的花鸟画家，他们顺应时代的审美要求，创作了大量艺术精品，把花鸟画推向一个高峰，使之跃居于人物画之上，而与山水画并驾齐驱。
宋代花鸟画是蕴含着写实精神的，这个时代祟尚自然，重视写实。《图画见闻志》记载：易元吉为画好猿璋禽鸟，经常深入丛山峻岭，考察璋猿的习性与环境，“又尝于长沙所居舍，疏凿池沼，间以乱石丛花，疏箕折苇，其问多蓄诸水禽，每穴窗伺其动静游息之，以资画笔之妙。”《画继》也记述了一则生动的故事：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函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日：“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日：“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月及。以上两段史料表明，宋人对大自然的观察是细致入微的，而且有着相对科学的观察方法。古人有日“人物神，山水留影，花鸟写生”。但是这里所说的“写生”，并不同子今的“对物写生”，不是机械地摹仿自然，而是对花鸟形神的一种艺术境界上的追求，对大自然认识的深化和升华。翻开宋人的花鸟画，无论一花一草，一鸟一虫，无不源自然而又高于自然，其间寄寓着画家的生活体验，凝聚着画家对自然的一片深情，鸟、虫、鱼在画家笔下已经被人化了。宋徽宗赵佶组织编纂的《宣和画谱》就谈到“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故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鸯风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鬼，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集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这一段话生动的指出，只有当画家意识到有必要以高于现实的有力手段来寄寓审美理想，表达审美感情，抒发审美意趣时，以自然美为对象的花鸟画才有了艺术价值，花鸟画的创作才真正成为自觉，进而才能引发观赏者的联想和想像，唤起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