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瓷器上的书画艺术

长沙窑瓷器无论造型式样，还是装饰艺术，在唐代瓷器中都很独特。然而，长沙窑——这个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瓷窑，却鲜有文献记载，仅有唐代湘籍诗人李群玉在《石渚》一诗中作了一些描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使长沙窑透出几分神秘的色彩。

早在20世纪30年代，国外古陶瓷爱好者就曾对长沙窑瓷器极为关注。执教于长沙耶鲁中学的美国人约翰·H·柯克斯( John h cox)，曾采取各种手段从湖南运走大量出土文物，并于1939年在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世界第一个长沙窑瓷器特展，引起巨大轰动。与此同时，香港文物拍卖市场上的长沙窑瓷器也是十分抢手。其实1973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唐代瓷器，其中就有长沙窑瓷器。而印尼海域“黑石号”沉船的发现，又次让长沙窑瓷器石破天惊。

相比国外学者对长沙窑的重视，国内专家对长沙窑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省长沙县(今望城县)铜官镇附近石渚的瓦渣坪窑址的几次调査和发掘，终于使尘封在地下1000余年的长沙窑渐露其庐山真面目。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县(今望城县)铜官镇附近石渚的瓦渣坪一带，故又称石渚窑或铜官窑。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长沙窑兴起于东吴、东汉时期(主要烧制青瓷)，鼎盛于唐、五代时期(主要烧制彩瓷)，至五代而衰，宋代销声匿迹，可谓是昙花一现。

长沙窑存在时间虽短，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唐代经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后，社会经济繁荣，西亚文化也随之传入中土，逐渐融入唐代文化。长沙窑瓷器成长于大唐繁荣的经济环境和昌盛的文化氛围中，因而具有那个时代特有的自信精神与开放胸怀。在开明与包容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文化观念、多元宗教民俗思想甚至异域文明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它的养分，就连场由北而南的大迁徙，也能化作一种艺术成长的机遇。

正因为这一切，使它承载了人类共有的精神和情趣，穿越千年时空而魅力犹在。长沙窑瓷上大量的彩绘真迹是唐代民间艺术的再现；脍炙人口的诗歌、题句是《全唐诗》之外唐代文学的民间版；独特的造型、别致的绘画中所承载的域外文化因素，是两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积淀；它的大量外销，又是作为唐代的媒介和使者，开启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期。

瓷器绘画艺术，言必及长沙窑。与同时期“南青北白”的其他名窑相比，长沙窑展示出一种海纳百川、融会贯通以及锐意创新的宏大气魄，开创了广泛使用釉下彩绘装饰的先河。虽然早在三国时期，青瓷就已出现釉下彩绘图案，但数量极少，且大多是描绘宗教题材的随葬明器。而釉下彩绘在长沙窑的广泛使用，打破了中国青瓷的单一釉色，丰富了唐代陶瓷的装饰技法，对后来釉下彩绘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在中国釉下彩绘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严格说来，长沙窑的釉下彩绘瓷器仍属青瓷系统。为便于彩绘，往往在红褐或灰白胎上涂一层化妆土，加彩后覆釉烧成，釉面多呈青黄、青白、青绿等色。其材料着色元素主要是铁和铜，间有少量锰钴、锡等，由于分量和烧成气氛的差异，呈色多样主要是褐、绿两色。所绘纹样突破了以往神兽、仙佛等宗教题材的束缚，而代之以现实题材中的花鸟、山水、人物、龙凤、走兽草虫以及图案装饰，所绘纹饰形象生动，笔法娴熟，形式活泼多样。

扬州唐城出土的一件长沙窑褐绿彩云纹罐最为引人注目。该器物高29.4厘米，口径16.2厘米，底径19.5厘米，现藏于扬州市博物馆。其造型端庄，简洁大方，纹饰奇特，制作精良，反映了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发展的最高水平。此罐大口直颈，削肩，腹微鼓近于直筒，肩两侧有立式环系各一只，大平底，胎为米黄色。通体施青黄釉，釉下彩绘褐、绿圆点组成的连珠状漩涡卷云纹，云朵两侧彩绘同色对应的莲花。

该彩绘纹样不仅有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韵味，而且带有异国情调。连珠纹应是受波斯苏珊王朝装饰纹样的影响而移植和演化而来的，也反映出唐代陶瓷在制作过程中善于吸收、融合外来文化。1983年长沙窑窑址出土的一件青釉褐绿彩飞凤瓷壶也是长沙窑釉下彩绘中的精品。该器高23厘米，口径10.7厘米，底径12.3厘米。这件瓷壶飞凤色彩鲜艳，神态生动。凤多寓意女性，唐代女性几度执政，对凤尤为信奉壶上的图案画成飞凤正是一种时尚。

从凤鸟的图案看，长沙窑瓷的描绘手法、用色都已逐渐规范化。图案以线描为主，用褐彩铁线勾画轮廓，线条细若游丝，然刚劲有力，以表现动物的肌肉、筋骨、眼、嘴、羽，以及植物的叶脉、山石纹理和人物的衣褶等，再以绿色柔线渲染，使图案变得鲜活起来。褐、绿两种色彩的搭配恰到好处，表明长沙窑工匠的绘画技巧非常娴熟，并且影响到后世瓷器装饰艺术与文人绘画的结合。

长沙窑别具一格之处还在于它率先以瓷器为媒介承载文学诗文的创作，并且通过书法的形式加以表现。这一创举对于唐代文学史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沙窑文学多以诗歌、联语的形式出现，亦有不少格言、警句。这些绝大多数出自广大平民的作品，或流传多年的民谣，语言朴实可爱，情感真实自然，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直接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普通大众的实际生活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中晚唐至五代时期深刻的社会矛盾及历史变迁的过程。

现藏于长沙市博物馆的青釉褐绿彩“竹林七贤”诗文瓷罐，1983年出土于长沙窑址，高17.5厘米。此罐集诗书画于一体，不仅在长沙窑瓷中罕见，也是至今见到的唐代瓷器中唯一的一件。罐直颈，口唇外卷，腹部外鼓，平底。腹部有两个对称的半圆形系，饰褐绿点彩两周，腹部一面以褐彩绘两“竹林七贤”高士相对而坐。高士头戴高山冠，身着宽衣长袍。另一面书七言诗一首：“须饮三杯万士(事)休，眼前花发四枝(肢)柔。不知酒是黄泉剑，吃入伤(肠)中别何愁。”画与诗之间题有“七贤第一组”五个字。底部施釉，长沙窑壸、罐类产品底部一般不施釉，这件施釉，可见当时此器很受重视。此罐集诗书画于一体，所绘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诗文通俗活泼，是长沙窑瓷铭诗文的代表之作，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我们以此可以看出长沙窑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善于从国内外广泛汲取有益的艺术营养，勇于创新，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并在对外输出中求得更大的发展。长沙窑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国内和世界市场，成为唐代长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