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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如何谈吴昌硕

2020-04-10

   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概。潘天寿与吴昌硕的情谊正是如此。潘天寿二十六七岁拜到当时已经80岁的吴昌硕门下,吴昌硕亲切称呼他为“阿寿”,这让潘天寿受宠若惊。

潘天寿如何谈吴昌硕

潘天寿作画

  拜师吴昌硕

  据书画圈网小编查阅资料,潘天寿1897年出生在浙江宁江县冠庄村,原名潘天谨,学名天授。他于1910年春入海宁县正学小学读书,接受西式学校教育,课余喜爱书法绘画、刻印,表现出了很好的绘画天赋。1915年秋,潘天授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赴杭州就读,1918年,师范四年级,即为同学作《枇杷图》,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绘画才华。

  1920年夏,潘天授浙江一师毕业,回宁海一所高小教书,工作之余仍坚持自习绘画、书法、诗词、篆刻,就在这一年,他为赵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鸦》、《晚山疏钟》两幅画。

  1923年,已辗转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的潘天授结识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吴茀之、朱屺瞻一批着名画家,并拜师吴昌硕。

  当时,吴昌硕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还是“西泠印社”的社长,可谓德高望重,而潘天授只有27岁。潘天授对吴昌硕仰慕已久,遂经人引荐,登门拜访。见到吴昌硕后,潘天授发现吴老并没有大画家的架子,遂打消顾虑,从包里取出自己的画作,毕恭毕敬地说:“学生自学绘画,水平不高,请先生指点。”吴昌硕默默地看着潘的每一幅花鸟画,看毕,以少有的赞扬语气说:“你画得好,落笔不凡,格调不低,有自己的面目。阿寿,你要好好努力。”

  吴昌硕亲热地称他“阿寿”,这让潘天授受宠若惊,他从此将潘天谨改名“潘天寿”,画画也多用“阿寿”、“寿者”题签。

  吴昌硕非常赏识潘天寿,对其格外关照。书画圈网小编网上检索,有一次,吴昌硕特地为潘天寿画了一幅五尺大中堂,让儿媳赠给潘天寿。儿媳妇对此画爱不释手,就悄悄给扣下了。后来,吴昌硕得知此事后,当面向潘天寿道歉,并又重画了一幅相赠。

  拜师吴昌硕之后,潘天寿有机会观赏吴氏画作,耳濡目染,画艺大进。对潘天寿在艺术上的进步,吴昌硕也大加赞赏,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潘天寿如何谈吴昌硕

  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到沪任教于上海美专,得老友诸闻韵的介绍,始和昌硕先生认识。那时候,先生的年龄,已近八十了;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概休息。先生平易近人,喜谐语;在休息的时间中,很喜欢有朋友和他谈天。我与昌硕先生认识以后,以年龄的相差,自然以晚辈自居,态度恭敬;而先生却不以此而有所距离,因此谈论诗画,请益亦多。回想种种,如在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慨。

  昌硕先生诗、书、画、治印,无所不长。他的作品,有强烈的特殊风格,自成体系。书法尤工古篆,以石鼓文成就为最高。郑太夷评他的石鼓文说:“邓石如,大篆胜于小篆。何子贞,只作小篆,未见其作大篆。杨沂孙、吴大微,皆作大篆。邓何各有成就,杨昊不逮也。击道人以篆刻名天下,子石鼓最精熟。其笔情理意,自成宗派,可谓独树一帜者矣。”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之后,精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他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句子上联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联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等等,往往不加评语;看普通晚辈的诗文书画,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他送给我的这副篆书集联,自然是奖励后进的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奖励的办法,是昌硕先生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他所集的句子,虽系出于褒奖勉励,实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宝贵。很小心的什袭珍藏,有十多年的长久。抗日战争中,杭州沦陷,因未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所写的篆字,用“如锥划沙”之笔,有“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划,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昌硕先生对于古篆方面的成就,和他在印学上的成就是一样的,可说举世皆知,无须加以详述。

  吴昌硕石鼓文几乎是书法里的“打线条”练习了

  楷书方面,昌硕先生曾谈起:学钟太傅二十余年。故他在八十高龄的时候,尚欢喜写小正楷扇面,严毅精纯,一丝不苟;使吾辈年轻人望而生畏。足以知道昌硕先生楷书的渊源,及他工力的深至。行草书方面,是用他的篆书楷书相参而生,如枯藤,如斗蛇,一气相连,不能遏止;用它题写绘画上的款识,极与画风相配合,而成绘画上的新风格。

  昌硕先生在绘画方面,也全运用他篆书的用笔到画面上来,苍茫古厚,不可一世。昌硕先生自己,也以为用钟鼎摘之笔入画,是他的特点。而且他的题画诗上,也常常提到这点。

  例如挽兰句的诗中说: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

  又如题画梅说:山妻在旁忽赞叹,墨气脱手椎碑同,蟒蚌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岂。

  又如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说: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糟非丹青。

  同时,他作画方面,极力主张气势。他常说:“作画时须凭一股气。”实在昌硕先生不论对诗、书、治印等等,都以气势为主。故他的题画诗上,也往往谈到气势方面。

  昌硕先生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笔等各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青藤、八大、石涛等,也完全异样。如画梅花牡丹玉兰等布局时,不论横幅直幅,常常从左下面向右面斜_L;也间有从右下面向左面斜上;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互相穿插交叉,紧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尤其欢喜画藤本植物,如紫藤、葡萄、南瓜、.葫芦等等,从上左角而至下右角,或从上右角而至下左角,奔腾飞舞,真有蛇龙失其夭矫之概。他的题款并多作长行,以增布局之气势。可说独开大写花卉画藤的新生面。

  吴昌硕先生绘画设色方面,也与布局相同,能打开一古人的旧套。最显着的例子,是喜用西洋红。西洋红的颜色,原自海运开通后来中国的。吾国在任伯年以前,未曾有人用它来画国画,用西洋红画国画可说开始自昌硕先生。因为西洋红的红色,深红而能古厚,可以补足胭脂淡薄的缺点。再则深红古厚的西洋红色彩,可以配合先生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因此极欢喜用它。昌硕先生把早年专研金石所得的成就—以金石的古厚质朴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他大刀阔斧地用大红大绿而能得到古人用色未有的复杂变化,可说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然而他却常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

  他又常说:作画不可太着意于色相之间。

  昌硕先生长于设色,却作以上的说法,这大概是中国的绘画到了近代,每以墨色为主彩,就是“画家以水墨为上”的原理。因为墨色易古不易俗,彩色易俗不易古。故说“色难”及“作画不可太着意于色相之间”,这全是昌硕先生深深体会到用色的艰苦而有所心得才这样说的。近时白石老先生绘画上的设色布局等等,也大体从昌硕先生方面而来,加以自己的变化,而成白石先生的风格。表面上看,他的这种风格可说与昌硕先生无关;但仔细看,实从昌硕先生的统系中支分而出。这点,白石先生自己也在他的绘画诗中说得十分清楚。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击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昌硕先生,无论在诗文、书、画、治印各方面,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为鹊的,故在他的题画诗上或谈论上,常常很随便地提到。他在刻印的长古曾说: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

  又题画梅说: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过箫鱼脱签。又题葡萄说:吾本不善画,学画思换酒;学之四十年,愈学愈怪丑;草书作葡萄,笔动蛟龙走。或拟温日观,应之曰否否;画当出己意,摹仿堕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所以自涂抹,但逞笔如帚:世界隘大干,云梦吞八九;只愁风雨来,化龙逐天狗。

  吴昌硕红梅,又几乎是“书画同源”示意图

  又白石先生自嘲下注说:吴岳庐常吾之友人语曰:“小技拾人者则易,创造得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

  然而有一次,我画成了一幅山水画,自己觉得还能满意,就拿去给昌硕先生看看。他看了以后,仍旧只是说好。但是当天晚上,却写成了一首长古,第二天早晨,就叫老友诸闻韵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可说与平时不同,戒勉重于褒奖。在此也知道昌硕先生对于研究学术的态度,极重循序渐进,不主冒险速成,兹录其长古如下:

  读阿寿山水障子

  龙漱飞瀑雁荡云,石梁气脉通氰氢,久久气与木石斗,无墨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顽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若非农圃并学须争强,安得园菜果而助米粮。生铁窥太古,剑气毫毛吐,有若白猿公,竹竿教之舞。昨见画人画一山,铁船寒壑飞仙湍,直欲武家林畔筑一关,荷赘沮溺相挤攀。相挤攀,靡不可,走入少室峰,蟾赊太么么,遇有吴刚刚是我。我诗所说疑荒唐,读者试问倪吴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

  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很喜欢国画;但每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和由个人的兴趣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缀勒。对于古人的“重工夫、严法则”的主张,特别加以轻视。这自然是一大缺点。昌硕先生知道我的缺点,便在这幅山水画上明确地予以指出,就是长古末段中所说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他深深地为我的绘画“行不由径”而发愁。

  昌硕先生谢世以后,每与诸旧好谈及近代诗、书、绘画、治印等项,总是要谈到昌硕先生。因此也常常忆起昔年与昌硕先生许多过往的情况。抗日战争中,流离湘、赣、滇、蜀,笔砚荒废,每怀念昌硕先生诗、书、绘画、治印的卓绝而特殊的风格,为左右一代的大宗师,不禁时有所怀念。也因怀念而咏之于诗篇,兹将拙作忆击庐先生的诗录下:

  吾国近年画坛,殊感寂寞。黄宾虹先生亦归道山,齐白石先生因高,也不能多作画。在谈谈昊昌面先生过往情况之下,吾将拭目有待吾辈以后的可畏青年了。——1957年1月

  郝瀛 仙洲 花鸟画 即将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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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如何谈吴昌硕

2020-04-10

   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概。潘天寿与吴昌硕的情谊正是如此。潘天寿二十六七岁拜到当时已经80岁的吴昌硕门下,吴昌硕亲切称呼他为“阿寿”,这让潘天寿受宠若惊。

潘天寿如何谈吴昌硕

潘天寿作画

  拜师吴昌硕

  据书画圈网小编查阅资料,潘天寿1897年出生在浙江宁江县冠庄村,原名潘天谨,学名天授。他于1910年春入海宁县正学小学读书,接受西式学校教育,课余喜爱书法绘画、刻印,表现出了很好的绘画天赋。1915年秋,潘天授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赴杭州就读,1918年,师范四年级,即为同学作《枇杷图》,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绘画才华。

  1920年夏,潘天授浙江一师毕业,回宁海一所高小教书,工作之余仍坚持自习绘画、书法、诗词、篆刻,就在这一年,他为赵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鸦》、《晚山疏钟》两幅画。

  1923年,已辗转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的潘天授结识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吴茀之、朱屺瞻一批着名画家,并拜师吴昌硕。

  当时,吴昌硕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还是“西泠印社”的社长,可谓德高望重,而潘天授只有27岁。潘天授对吴昌硕仰慕已久,遂经人引荐,登门拜访。见到吴昌硕后,潘天授发现吴老并没有大画家的架子,遂打消顾虑,从包里取出自己的画作,毕恭毕敬地说:“学生自学绘画,水平不高,请先生指点。”吴昌硕默默地看着潘的每一幅花鸟画,看毕,以少有的赞扬语气说:“你画得好,落笔不凡,格调不低,有自己的面目。阿寿,你要好好努力。”

  吴昌硕亲热地称他“阿寿”,这让潘天授受宠若惊,他从此将潘天谨改名“潘天寿”,画画也多用“阿寿”、“寿者”题签。

  吴昌硕非常赏识潘天寿,对其格外关照。书画圈网小编网上检索,有一次,吴昌硕特地为潘天寿画了一幅五尺大中堂,让儿媳赠给潘天寿。儿媳妇对此画爱不释手,就悄悄给扣下了。后来,吴昌硕得知此事后,当面向潘天寿道歉,并又重画了一幅相赠。

  拜师吴昌硕之后,潘天寿有机会观赏吴氏画作,耳濡目染,画艺大进。对潘天寿在艺术上的进步,吴昌硕也大加赞赏,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潘天寿如何谈吴昌硕

  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到沪任教于上海美专,得老友诸闻韵的介绍,始和昌硕先生认识。那时候,先生的年龄,已近八十了;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概休息。先生平易近人,喜谐语;在休息的时间中,很喜欢有朋友和他谈天。我与昌硕先生认识以后,以年龄的相差,自然以晚辈自居,态度恭敬;而先生却不以此而有所距离,因此谈论诗画,请益亦多。回想种种,如在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慨。

  昌硕先生诗、书、画、治印,无所不长。他的作品,有强烈的特殊风格,自成体系。书法尤工古篆,以石鼓文成就为最高。郑太夷评他的石鼓文说:“邓石如,大篆胜于小篆。何子贞,只作小篆,未见其作大篆。杨沂孙、吴大微,皆作大篆。邓何各有成就,杨昊不逮也。击道人以篆刻名天下,子石鼓最精熟。其笔情理意,自成宗派,可谓独树一帜者矣。”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之后,精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他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句子上联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联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等等,往往不加评语;看普通晚辈的诗文书画,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他送给我的这副篆书集联,自然是奖励后进的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奖励的办法,是昌硕先生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他所集的句子,虽系出于褒奖勉励,实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宝贵。很小心的什袭珍藏,有十多年的长久。抗日战争中,杭州沦陷,因未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所写的篆字,用“如锥划沙”之笔,有“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划,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昌硕先生对于古篆方面的成就,和他在印学上的成就是一样的,可说举世皆知,无须加以详述。

  吴昌硕石鼓文几乎是书法里的“打线条”练习了

  楷书方面,昌硕先生曾谈起:学钟太傅二十余年。故他在八十高龄的时候,尚欢喜写小正楷扇面,严毅精纯,一丝不苟;使吾辈年轻人望而生畏。足以知道昌硕先生楷书的渊源,及他工力的深至。行草书方面,是用他的篆书楷书相参而生,如枯藤,如斗蛇,一气相连,不能遏止;用它题写绘画上的款识,极与画风相配合,而成绘画上的新风格。

  昌硕先生在绘画方面,也全运用他篆书的用笔到画面上来,苍茫古厚,不可一世。昌硕先生自己,也以为用钟鼎摘之笔入画,是他的特点。而且他的题画诗上,也常常提到这点。

  例如挽兰句的诗中说: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

  又如题画梅说:山妻在旁忽赞叹,墨气脱手椎碑同,蟒蚌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岂。

  又如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说: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糟非丹青。

  同时,他作画方面,极力主张气势。他常说:“作画时须凭一股气。”实在昌硕先生不论对诗、书、治印等等,都以气势为主。故他的题画诗上,也往往谈到气势方面。

  昌硕先生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笔等各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青藤、八大、石涛等,也完全异样。如画梅花牡丹玉兰等布局时,不论横幅直幅,常常从左下面向右面斜_L;也间有从右下面向左面斜上;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互相穿插交叉,紧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尤其欢喜画藤本植物,如紫藤、葡萄、南瓜、.葫芦等等,从上左角而至下右角,或从上右角而至下左角,奔腾飞舞,真有蛇龙失其夭矫之概。他的题款并多作长行,以增布局之气势。可说独开大写花卉画藤的新生面。

  吴昌硕先生绘画设色方面,也与布局相同,能打开一古人的旧套。最显着的例子,是喜用西洋红。西洋红的颜色,原自海运开通后来中国的。吾国在任伯年以前,未曾有人用它来画国画,用西洋红画国画可说开始自昌硕先生。因为西洋红的红色,深红而能古厚,可以补足胭脂淡薄的缺点。再则深红古厚的西洋红色彩,可以配合先生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因此极欢喜用它。昌硕先生把早年专研金石所得的成就—以金石的古厚质朴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他大刀阔斧地用大红大绿而能得到古人用色未有的复杂变化,可说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然而他却常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

  他又常说:作画不可太着意于色相之间。

  昌硕先生长于设色,却作以上的说法,这大概是中国的绘画到了近代,每以墨色为主彩,就是“画家以水墨为上”的原理。因为墨色易古不易俗,彩色易俗不易古。故说“色难”及“作画不可太着意于色相之间”,这全是昌硕先生深深体会到用色的艰苦而有所心得才这样说的。近时白石老先生绘画上的设色布局等等,也大体从昌硕先生方面而来,加以自己的变化,而成白石先生的风格。表面上看,他的这种风格可说与昌硕先生无关;但仔细看,实从昌硕先生的统系中支分而出。这点,白石先生自己也在他的绘画诗中说得十分清楚。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击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昌硕先生,无论在诗文、书、画、治印各方面,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为鹊的,故在他的题画诗上或谈论上,常常很随便地提到。他在刻印的长古曾说: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

  又题画梅说: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过箫鱼脱签。又题葡萄说:吾本不善画,学画思换酒;学之四十年,愈学愈怪丑;草书作葡萄,笔动蛟龙走。或拟温日观,应之曰否否;画当出己意,摹仿堕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所以自涂抹,但逞笔如帚:世界隘大干,云梦吞八九;只愁风雨来,化龙逐天狗。

  吴昌硕红梅,又几乎是“书画同源”示意图

  又白石先生自嘲下注说:吴岳庐常吾之友人语曰:“小技拾人者则易,创造得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

  然而有一次,我画成了一幅山水画,自己觉得还能满意,就拿去给昌硕先生看看。他看了以后,仍旧只是说好。但是当天晚上,却写成了一首长古,第二天早晨,就叫老友诸闻韵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可说与平时不同,戒勉重于褒奖。在此也知道昌硕先生对于研究学术的态度,极重循序渐进,不主冒险速成,兹录其长古如下:

  读阿寿山水障子

  龙漱飞瀑雁荡云,石梁气脉通氰氢,久久气与木石斗,无墨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顽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若非农圃并学须争强,安得园菜果而助米粮。生铁窥太古,剑气毫毛吐,有若白猿公,竹竿教之舞。昨见画人画一山,铁船寒壑飞仙湍,直欲武家林畔筑一关,荷赘沮溺相挤攀。相挤攀,靡不可,走入少室峰,蟾赊太么么,遇有吴刚刚是我。我诗所说疑荒唐,读者试问倪吴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

  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很喜欢国画;但每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和由个人的兴趣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缀勒。对于古人的“重工夫、严法则”的主张,特别加以轻视。这自然是一大缺点。昌硕先生知道我的缺点,便在这幅山水画上明确地予以指出,就是长古末段中所说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他深深地为我的绘画“行不由径”而发愁。

  昌硕先生谢世以后,每与诸旧好谈及近代诗、书、绘画、治印等项,总是要谈到昌硕先生。因此也常常忆起昔年与昌硕先生许多过往的情况。抗日战争中,流离湘、赣、滇、蜀,笔砚荒废,每怀念昌硕先生诗、书、绘画、治印的卓绝而特殊的风格,为左右一代的大宗师,不禁时有所怀念。也因怀念而咏之于诗篇,兹将拙作忆击庐先生的诗录下:

  吾国近年画坛,殊感寂寞。黄宾虹先生亦归道山,齐白石先生因高,也不能多作画。在谈谈昊昌面先生过往情况之下,吾将拭目有待吾辈以后的可畏青年了。——195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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