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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书风天下逸

2020-04-10
  1

  早在明朝,书画评论家王世贞就说:“天下书法归吾吴,而京兆祝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艺苑卮言》)今人启功先生也说:“华亭二沈之风始衰,吴门书派继起,祝氏适当其会,遂有明代第一之目。”(《启功丛稿·题祝枝山草书杜诗秋兴八首卷后》)

  南宋后,江左人文荟萃,尤以苏州、松江为最。至明代,苏州地区形成了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华亭松江地区形成了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书派。他们近承元朝大书法家赵孟頫,远溯晋唐二王书法源流,成为清朝碑学书派兴起之前传统帖学的又一个兴盛时期。

  元朝赵孟頫是吴门书派,松江书派上溯二王书法渊源的枢纽人物。他是浙江湖州人,宋室后裔,宋亡后居家闭门力学,元朝统治者访遗逸于江南,应选入觐,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晚年南归故里。他在吴文化地域内生活过较长时间,诗文、书画、乐律俱精,尤以书法名天下,篆隶楷行草都能,尤以楷行为妙,书风秀逸典雅,一反宋人尚意之风,力追晋唐法度,楷书与唐朝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为“四大家”,以至“元之有赵吴兴,亦犹晋之右军(王羲之)唐之鲁公(颜真卿)。皆所谓主盟坛坫者”(马宗霍《书林藻鉴》)

  赵孟頫力道晋唐书风,固然是对宋大尚意书风的反拔;其实也是受了吴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吴地书艺传统影响的必然结果。

  2

  吴地书艺能直指姓名的第一位书法家是三国时期吴国的皇象,相传章草《急就篇》为其书。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吴地书法墨迹真本。是西晋陆机《平复帖》。陆机,吴郡人,三国吴丞相陆逊之孙,出身名门,少以文章得名,有《文赋》传世。《平复帖》介于章草、今草之间,为天下第一名人墨迹。

  皇象、陆机书风质朴,是吴地书风的萌芽时期。到了东晋时期,吴地书风一变而为流美秀逸,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开创。吴地书风由“古质”而“今妍”,进入了成熟时期。

  二王父子虽不是吴地人,但长期生活在吴文化区域内,受江南山川风物感染,特别是王羲之入仕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辞官后归隐山阴,寄情山水之间。《兰亭序》即为他与友人临山流觞时所书,流美而静,风姿峻秀,世称天下第一行书。其草书似乎承《平复帖》变化之势,结束了章草向今草的过渡演变期,收笔敛而不翻,虽大多字字独立,却内隐上下连贯之势,开草法之典则,有《十七帖》传世。其楷书改钟繇翻笔为曲笔,字字如珠玉圆润,标志着楷书的成熟,传世有《乐毅论》等。论者以为“逸少(王羲之)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可见王羲之书风的形成与会稽这一吴地文化风物有着内在的联系。

  以王羲之为代表、形成于吴文化区域内的东晋书风,在整个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王派书系的源头;而且代有传人,流传有绪。南朝智永和尚是传递二王笔法至唐朝的关键人物。

  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世孙,会稽人,长期生活在吴兴永欣寺,书风严守家传笔法,曾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散发浙东诸寺,既传递了王派笔法,又为草法的稳定普及和约定俗成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余姚人虞世南早年曾学书于智永,后得唐太宗赏识。唐太宗是推崇王羲之书法的第一位帝王,由此引起当时海内文人竞相学王,并影响到日本,产生了日本的唐式和样书风。杭州人褚遂良因其父褚亮与虞世南同为太宗时文学馆学士,少时学书虞世南,后直接追踪王羲之。虞世南死后,禇遂良被魏征荐给唐太宗,鉴定府内羲之墨迹,一无舛误。学虞世南而得王羲之笔法的还有他的外甥、苏州人陆东之,传世墨迹《陆机文赋帖》,融真行草为一炉,深得“兰亭”遗风。此外,陆东之同郡大孙过庭在草书上继承了大王书风。宋朝书法家米芾在《书史》中说:“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

  虞、褚、陆、孙居吴地而守大王笔法,虽因个性不一面面貌略异,但终未越王派书风一步,均以温文蕴藉、中和秀逸为归宿。

  居吴地承袭王派书风而又突破秀逸面目的要数张旭和高闲。张旭,苏州吴人,是陆东之子陆彦远的外甥,笔法源自王派无疑,有楷书《郎官石柱记》为证。但其草书如翻腾江海,狂放不羁,世称张颠草圣,变王派今草为狂草,另创一新格局,但草法仍不离王派规矩,狂而有法,传《古诗四帖》为其书。高闲,浙江乌程人,寓湖州开元出寺家为僧,书学张旭,有狂草《千字文》传世。

  由此可知唐朝是吴地书风的发展变化时期。

  3

  宋人书法一变晋唐面目,弃王羲之笔法而追踪颜真卿。唐人颜真卿虽也从张旭处学得王派笔法,但后来变法出新,另创一体,至使宋人竞学颜书犹如唐人学王书一样。所以潘伯鹰先生说:“二王这一系统的笔法在宋朝受了挫,到元朝才又恢复。这一恢复的力量几乎是赵孟頫一个人的力量。”(《中国书法简论》)

  承赵孟頫书法衣钵最深的是家居钱塘的俞和,他学书得赵孟頫指授,真行草书可与赵书乱真。台湾张光宾先生认为:“正以此故,其流传手迹,每为好事者改头换面,以冒松雪之迹者,将不在少数。如其所书急就章册,即以松雪伪迹传播至今。”(《中华书法史》)俞和与无锡隐逸书画家倪瓒、浙江诸暨人杨维桢有往来。倪瓒书法得晋唐平和超逸之风气。杨维桢书法承“狂颠”一路,将章草融入行草书中。他们又与宋克有往来。长洲人宋克由元入明,其书法受赵孟頫、俞和、杨维桢复兴章草笔法的启示,擅长章草,可与皇象比肩,在明代吴地书风中别开一格,松江华亭“二沈”(沈度、沈粲)受其影响,开华亭松江书派之先河。

  明代中期活跃在苏州地区的祝允明、文征明、王宠等都以赵孟頫学书的路子来追踪晋唐。祝允明因学书面广,真行草书经常变换面目,兼有吴地书风平和清逸和狂放颠逸两个风格,其小楷精绝直逼钟王,其狂草承张旭、怀素、黄庭坚而与同朝松江华亭人张弼之狂草相左右(见上图)。文征明与祝允明关系甚好,其书法清丽峻逸,尤以小楷深得晋法著称。此外,其二子文彭、文嘉均善书法,还有王宠、唐寅、吴宽、李应桢、沈周、陈淳、周天球等人,他们都生活在苏州地区,又互有师生亲友关系,再加上书法风貌均受赵孟頫影响,不出晋唐王派书系,由此形成了吴门书派。

  如果说吴门书派以祝允明为第一的话,那么松江华亭书派就得推董其昌为首领了。董其昌是可跟赵孟頫比肩,追踪王派书系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家。松江华亭书派,初起自“二沈”,张弼、陆深、莫如忠等人继之。董其昌是居于“二沈”诸人之上的后出大家,不像吴门书派那样自祝允明、文征明后便无人突兀而起。所以董其昌既是明朝最后一一位大书家,又是吴地书派最后一位发扬光大者。董其昌本想绕过赵孟頫直接追踪晋人书风,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董其昌书风萧洒超逸、淡泊清雅,骨力虽不及赵孟頫,而韵味略胜之。(见右图)

  清朝书坛初学董其昌,再学赵孟頫,至碑学兴起,吴地书风也随之而一变,失去了吴地书风崇尚王派书系的特点。

  由此可见,元、明时期是吴地书派的中兴时期,而赵孟頫、董其昌是其代表人物。

  吴地书风在“逸”这个艺术特点的总揽下,注重王派书系的传统笔法,以清和秀逸为发展主线,并生发了以狂放颠逸为特征的副线,构成复式动态书势。其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书家,既是吴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更是中国书法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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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书风天下逸

2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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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明朝,书画评论家王世贞就说:“天下书法归吾吴,而京兆祝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艺苑卮言》)今人启功先生也说:“华亭二沈之风始衰,吴门书派继起,祝氏适当其会,遂有明代第一之目。”(《启功丛稿·题祝枝山草书杜诗秋兴八首卷后》)

  南宋后,江左人文荟萃,尤以苏州、松江为最。至明代,苏州地区形成了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华亭松江地区形成了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书派。他们近承元朝大书法家赵孟頫,远溯晋唐二王书法源流,成为清朝碑学书派兴起之前传统帖学的又一个兴盛时期。

  元朝赵孟頫是吴门书派,松江书派上溯二王书法渊源的枢纽人物。他是浙江湖州人,宋室后裔,宋亡后居家闭门力学,元朝统治者访遗逸于江南,应选入觐,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晚年南归故里。他在吴文化地域内生活过较长时间,诗文、书画、乐律俱精,尤以书法名天下,篆隶楷行草都能,尤以楷行为妙,书风秀逸典雅,一反宋人尚意之风,力追晋唐法度,楷书与唐朝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为“四大家”,以至“元之有赵吴兴,亦犹晋之右军(王羲之)唐之鲁公(颜真卿)。皆所谓主盟坛坫者”(马宗霍《书林藻鉴》)

  赵孟頫力道晋唐书风,固然是对宋大尚意书风的反拔;其实也是受了吴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吴地书艺传统影响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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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地书艺能直指姓名的第一位书法家是三国时期吴国的皇象,相传章草《急就篇》为其书。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吴地书法墨迹真本。是西晋陆机《平复帖》。陆机,吴郡人,三国吴丞相陆逊之孙,出身名门,少以文章得名,有《文赋》传世。《平复帖》介于章草、今草之间,为天下第一名人墨迹。

  皇象、陆机书风质朴,是吴地书风的萌芽时期。到了东晋时期,吴地书风一变而为流美秀逸,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开创。吴地书风由“古质”而“今妍”,进入了成熟时期。

  二王父子虽不是吴地人,但长期生活在吴文化区域内,受江南山川风物感染,特别是王羲之入仕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辞官后归隐山阴,寄情山水之间。《兰亭序》即为他与友人临山流觞时所书,流美而静,风姿峻秀,世称天下第一行书。其草书似乎承《平复帖》变化之势,结束了章草向今草的过渡演变期,收笔敛而不翻,虽大多字字独立,却内隐上下连贯之势,开草法之典则,有《十七帖》传世。其楷书改钟繇翻笔为曲笔,字字如珠玉圆润,标志着楷书的成熟,传世有《乐毅论》等。论者以为“逸少(王羲之)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可见王羲之书风的形成与会稽这一吴地文化风物有着内在的联系。

  以王羲之为代表、形成于吴文化区域内的东晋书风,在整个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王派书系的源头;而且代有传人,流传有绪。南朝智永和尚是传递二王笔法至唐朝的关键人物。

  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世孙,会稽人,长期生活在吴兴永欣寺,书风严守家传笔法,曾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散发浙东诸寺,既传递了王派笔法,又为草法的稳定普及和约定俗成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余姚人虞世南早年曾学书于智永,后得唐太宗赏识。唐太宗是推崇王羲之书法的第一位帝王,由此引起当时海内文人竞相学王,并影响到日本,产生了日本的唐式和样书风。杭州人褚遂良因其父褚亮与虞世南同为太宗时文学馆学士,少时学书虞世南,后直接追踪王羲之。虞世南死后,禇遂良被魏征荐给唐太宗,鉴定府内羲之墨迹,一无舛误。学虞世南而得王羲之笔法的还有他的外甥、苏州人陆东之,传世墨迹《陆机文赋帖》,融真行草为一炉,深得“兰亭”遗风。此外,陆东之同郡大孙过庭在草书上继承了大王书风。宋朝书法家米芾在《书史》中说:“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

  虞、褚、陆、孙居吴地而守大王笔法,虽因个性不一面面貌略异,但终未越王派书风一步,均以温文蕴藉、中和秀逸为归宿。

  居吴地承袭王派书风而又突破秀逸面目的要数张旭和高闲。张旭,苏州吴人,是陆东之子陆彦远的外甥,笔法源自王派无疑,有楷书《郎官石柱记》为证。但其草书如翻腾江海,狂放不羁,世称张颠草圣,变王派今草为狂草,另创一新格局,但草法仍不离王派规矩,狂而有法,传《古诗四帖》为其书。高闲,浙江乌程人,寓湖州开元出寺家为僧,书学张旭,有狂草《千字文》传世。

  由此可知唐朝是吴地书风的发展变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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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书法一变晋唐面目,弃王羲之笔法而追踪颜真卿。唐人颜真卿虽也从张旭处学得王派笔法,但后来变法出新,另创一体,至使宋人竞学颜书犹如唐人学王书一样。所以潘伯鹰先生说:“二王这一系统的笔法在宋朝受了挫,到元朝才又恢复。这一恢复的力量几乎是赵孟頫一个人的力量。”(《中国书法简论》)

  承赵孟頫书法衣钵最深的是家居钱塘的俞和,他学书得赵孟頫指授,真行草书可与赵书乱真。台湾张光宾先生认为:“正以此故,其流传手迹,每为好事者改头换面,以冒松雪之迹者,将不在少数。如其所书急就章册,即以松雪伪迹传播至今。”(《中华书法史》)俞和与无锡隐逸书画家倪瓒、浙江诸暨人杨维桢有往来。倪瓒书法得晋唐平和超逸之风气。杨维桢书法承“狂颠”一路,将章草融入行草书中。他们又与宋克有往来。长洲人宋克由元入明,其书法受赵孟頫、俞和、杨维桢复兴章草笔法的启示,擅长章草,可与皇象比肩,在明代吴地书风中别开一格,松江华亭“二沈”(沈度、沈粲)受其影响,开华亭松江书派之先河。

  明代中期活跃在苏州地区的祝允明、文征明、王宠等都以赵孟頫学书的路子来追踪晋唐。祝允明因学书面广,真行草书经常变换面目,兼有吴地书风平和清逸和狂放颠逸两个风格,其小楷精绝直逼钟王,其狂草承张旭、怀素、黄庭坚而与同朝松江华亭人张弼之狂草相左右(见上图)。文征明与祝允明关系甚好,其书法清丽峻逸,尤以小楷深得晋法著称。此外,其二子文彭、文嘉均善书法,还有王宠、唐寅、吴宽、李应桢、沈周、陈淳、周天球等人,他们都生活在苏州地区,又互有师生亲友关系,再加上书法风貌均受赵孟頫影响,不出晋唐王派书系,由此形成了吴门书派。

  如果说吴门书派以祝允明为第一的话,那么松江华亭书派就得推董其昌为首领了。董其昌是可跟赵孟頫比肩,追踪王派书系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家。松江华亭书派,初起自“二沈”,张弼、陆深、莫如忠等人继之。董其昌是居于“二沈”诸人之上的后出大家,不像吴门书派那样自祝允明、文征明后便无人突兀而起。所以董其昌既是明朝最后一一位大书家,又是吴地书派最后一位发扬光大者。董其昌本想绕过赵孟頫直接追踪晋人书风,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余年十八学晋人书,得其形模,便目无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书法之妙”。董其昌书风萧洒超逸、淡泊清雅,骨力虽不及赵孟頫,而韵味略胜之。(见右图)

  清朝书坛初学董其昌,再学赵孟頫,至碑学兴起,吴地书风也随之而一变,失去了吴地书风崇尚王派书系的特点。

  由此可见,元、明时期是吴地书派的中兴时期,而赵孟頫、董其昌是其代表人物。

  吴地书风在“逸”这个艺术特点的总揽下,注重王派书系的传统笔法,以清和秀逸为发展主线,并生发了以狂放颠逸为特征的副线,构成复式动态书势。其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书家,既是吴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更是中国书法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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