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食在明代京城

    假如要在明代做一个自由民(游食)，该去哪里呢?毫无疑问，你应该去北京。“北上广深”的今天，在明代由北京城一城担当。所以帝都表示压力很大，为这些流动人口的到来，几分欢喜几分忧。欢喜的是，看看明代小说、戏曲之类就知道，在京城生活，服务业很发达，卖什么的都有，卖饮食当然是基本了，还有卖水、卖冰、卖花等等，各种外卖APP在手，便利得很。

　　忧的部分，就是京城的粮食是由漕运定额的，南粮北运，投入的是整个国家的财力，它的首要任务，是维持政府的运转，并提供边防的粮饷。我们看毕自严写于崇祯年间的《度支奏议》，发现明代京城的粮价，至少五六十年来没有大的波动。这就是京城的福利，而这种福利，是维护政府机构运转之外，顺带惠泽给居民的，游食们的加入，未免要打破平衡。好年成倒也罢了，万一运河某处淤积，乃至地方灾荒，粮价必受影响，而京城平抑的粮价，显然是需要政府补贴的。这笔账其实也好算，就是粮食丰足时，有你们也挺好、挺方便的。但某年歉收，资源不够，就确实感到肉疼加头疼。肉疼是无端的外来人口享受了政府优惠，头疼是荒年难免多事，市面上米价波动，流动人口又往往是贫困人口的重合，管理容易混乱。

　　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使得身份、职业与户籍绑定在一起，郡县就成了一个大的国营单位，变动小，管理就不那么费事，会计方便统计要上缴的赋税，要派活时，也可以找到人。这就好比“体制内”，再苦再难，活下去，就有你的身份。但不在体制内混的人也很多，大多是因为混不下去了。比如明代的苏州、松江二府，赋税太重，活不下去，他就炒了单位鱿鱼，离开家乡，逃掉赋税，自谋出路去了。各地这样的破产农民也很多，进城谋生，成为手艺人、服务业从业者，或依托僧、道谋食。这类人，被称为“游食者”、“游食人”。

　　“游食”这个标签，意味着他从此游走于社会边缘，是要被人看不起的，且面临着时时被驱赶的命运。《西游记》里，乌鸡国太子就当面说唐三藏：“和尚是游手游食、削发逆君之徒。”明代小戏《和尚下山》里，小和尚委屈地说：我明明在山上开荒自食其力，可人们还是说我们和尚游手游食。也经常有官员建言，要“清僧道以杜游食”，主要是经济体量太小，怕不生产的人口太多。明太祖定律：“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皇明通纪》)并规定对游食者要重罚，使之归农。

　　儒家官员中，对贫弱者有同情之心的占大多数。一则他们大多出身寒素，靠科举晋身仕途，对底层生活有切身的感受与同情。二是他们从小受孔孟之教，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又有“恻隐之心”的认同，所以对于游食，他们一般不会粗暴驱逐。比如万历时的首辅申时行，就是这种温和派作风，他写信给福建巡抚指导工作：“游食之徒持斋聚会，此当解散禁戢，概谓之妖言叛逆，则冤矣。”(《赐闲堂集·答沈练城巡抚》)就算是聚在一起的流民，他也不建议用过于峻急的手段，不要聚众生乱就好。

　　游食们为什么喜欢去北京?且看嘉靖三十一年九月某天，嘉靖帝与严嵩有这么一段对话：

　　嘉靖：来了那么多人，没有吃的怎么办?严嵩：饥民来了不少，京城米价天天涨，只有将太仓粮拔出十万石，平价粜卖了，皇上您看怎么样?嘉靖：我也这么想。但有些人恐怕走不到京城，就饿死在路上了，有什么应对措施吗?严嵩：已经吩咐下去了，由五城御史带领各司官役，沿途查看，有饿死的，就好生掩埋。那些身无分文，平价粮也买不起的，也不能看着饿死，就由十万石中，分出二万石来救济。再着锦衣卫严加把关，不让平价粮落到奸商手里，保证市面米价平稳。嘉靖：甚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据《皇明从信录》)。

　　这对话显然与二人“不理朝政”、“奸臣”的形象对不上号，是的，他们其实一个精明，一个能干，历史与人物，总有多面性。饥民当然不等于“游食”，但我想说的是，只要国家还没破产，京城还是安全之地，那里有储粮，即使因天灾而导致米价飞升，还有政府出来平衡调节，比如严嵩主张的平价粮，都是可行的权宜之计。所以，饥民与游食，都爱往京城走，用脚投票，总有它的合理性。

　　《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里写：“那王爷两手擦了泪眼说，那无耻畜生不知死的往那里去了，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偶与畜生面庞厮像，假充畜生来家哄骗我财物。”但那么多游食者，除了从事正当职业之外，难免有鸡鸣狗盗、偷奸耍滑者，带来社会隐患，造成管理困难。所以驱逐“游食”的运动，往往出于治安考虑，经济问题只是因素之一。

　　正德三年，刘瑾发动了一次驱逐“游食”运动，闹得沸反盈天，差点激起民变。当时已有东、西厂，由锦衣卫谷大用管理，刘瑾为了分权，又另设内厂，监视城中官员外，还管上了流动人口：“市井游食无业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余人集于城外东郊，持白挺劫人，声言自分必死，欲甘心刺瑾。瑾惧，乃复之。”(《弇山堂别集·中官考》)

　　我查来找去，各种文献中也没说刘瑾为什么要这么干。酒保、磨工、卖水的，虽说是“游食”，但一不啸聚，二不偷抢，还能自谋生路，在城市的服务业、小作坊中从事底层工作。正德三年也没有出现大的饥荒，京城内并无大量饥民涌入。而且，他又不是顺天知府，没有平抑粮价，控制人口等方面的管理压力。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从记载这条文献的上下文找。

　　史料、笔记都说刘瑾这是“矫旨”办事，同时办的还有这几件事：下令寡妇都要嫁人，有死亡而未下葬的人家，要立刻火化焚弃。推测一下缘由，让寡妇嫁人，或许是认为，既让男人多了配偶，又能提高生育率，增加社会生产力，有益社会。死人立刻焚化的条例，或许是为了移风易俗，因为当时有一种风气，因费用太过，或风水拣择等原因，好多人家不办葬礼，厝棺寺、庵等处，竟有几十年未下葬者，说起来，也是一种陋习。又或许跟寡妇那条理由一样，没用的要处理，有用的要利用。几件事联起来看，刘瑾应该是整齐划一事物的癖好者，“有用论”的先驱。可惜，离开国营厂的游食们本来就不听话，刘瑾的京城整治运动以失败告终，还被王世贞们记了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