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如何谈吴昌硕 - 创作园地

　　据书画圈网小编查阅资料，潘天寿1897年出生在浙江宁江县冠庄村，原名潘天谨，学名天授。他于1910年春入海宁县正学小学读书，接受西式学校教育，课余喜爱书法、绘画、刻印，表现出了很好的绘画天赋。1915年秋，潘天授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赴杭州就读，1918年，师范四年级，即为同学作《枇杷图》，显示出了非同一般的绘画才华。

　　1920年夏，潘天授浙江一师毕业，回宁海一所高小教书，工作之余仍坚持自习绘画、书法、诗词、篆刻，就在这一年，他为赵平福(柔石)作《疏林寒鸦》、《晚山疏钟》两幅画。

　　1923年，已辗转任教于上海民国女子工校的潘天授结识了吴昌硕、王一亭、黄宾虹、吴茀之、朱屺瞻一批着名画家，并拜师吴昌硕。

　　当时，吴昌硕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还是“西泠印社”的社长，可谓德高望重，而潘天授只有27岁。潘天授对吴昌硕仰慕已久，遂经人引荐，登门拜访。见到吴昌硕后，潘天授发现吴老并没有大画家的架子，遂打消顾虑，从包里取出自己的画作，毕恭毕敬地说：“学生自学绘画，水平不高，请先生指点。”吴昌硕默默地看着潘的每一幅花鸟画，看毕，以少有的赞扬语气说：“你画得好，落笔不凡，格调不低，有自己的面目。阿寿，你要好好努力。”

　　吴昌硕亲热地称他“阿寿”，这让潘天授受宠若惊，他从此将潘天谨改名“潘天寿”，画画也多用“阿寿”、“寿者”题签。

　　吴昌硕非常赏识潘天寿，对其格外关照。书画圈网小编网上检索，有一次，吴昌硕特地为潘天寿画了一幅五尺大中堂，让儿媳赠给潘天寿。儿媳妇对此画爱不释手，就悄悄给扣下了。后来，吴昌硕得知此事后，当面向潘天寿道歉，并又重画了一幅相赠。

　　拜师吴昌硕之后，潘天寿有机会观赏吴氏画作，耳濡目染，画艺大进。对潘天寿在艺术上的进步，吴昌硕也大加赞赏，说：“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潘天寿如何谈吴昌硕

　　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到沪任教于上海美专，得老友诸闻韵的介绍，始和昌硕先生认识。那时候，先生的年龄，已近八十了;身体虽稍清瘦，而精神却很充沛;每日上午大概作画，下午大概休息。先生平易近人，喜谐语;在休息的时间中，很喜欢有朋友和他谈天。我与昌硕先生认识以后，以年龄的相差，自然以晚辈自居，态度恭敬;而先生却不以此而有所距离，因此谈论诗画，请益亦多。回想种种，如在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慨。

　　昌硕先生诗、书、画、治印，无所不长。他的作品，有强烈的特殊风格，自成体系。书法尤工古篆，以石鼓文成就为最高。郑太夷评他的石鼓文说:“邓石如，大篆胜于小篆。何子贞，只作小篆，未见其作大篆。杨沂孙、吴大微，皆作大篆。邓何各有成就，杨昊不逮也。击道人以篆刻名天下，子石鼓最精熟。其笔情理意，自成宗派，可谓独树一帜者矣。”

　　有一天下午，我去看昌硕先生;正是他午睡初醒之后，精神甚好，就随便谈起诗和画来。谈论中，我的意见，颇和他的意趣相合，他很高兴。第二天就特地写成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送给我。对联的句子上联是:“天惊地怪见落笔”，下联是:“巷语街谈总入诗。”昌硕先生看古今人的诗文书画等等，往往不加评语;看普通晚辈的诗文书画，只说好，也往往不加评语;这是他平常的态度。他送给我的这副篆书集联，自然是奖励后进的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奖励的办法，是昌硕先生平时所不常用的。尤其他所集的句子，虽系出于褒奖勉励，实觉得有些受不起;也更觉得郑重而可宝贵。很小心的什袭珍藏，有十多年的长久。抗日战争中，杭州沦陷，因未随身带到后方，而遭遗失，不识落于谁人之手?至为可念!回忆联中所写的篆字，用“如锥划沙”之笔，有“渴骥奔泉”之势，不论一竖一划，至今尚深深印于脑中而不磨灭。

　　昌硕先生对于古篆方面的成就，和他在印学上的成就是一样的，可说举世皆知，无须加以详述。

　　吴昌硕石鼓文几乎是书法里的“打线条”练习了

　　楷书方面，昌硕先生曾谈起:学钟太傅二十余年。故他在八十高龄的时候，尚欢喜写小正楷扇面，严毅精纯，一丝不苟;使吾辈年轻人望而生畏。足以知道昌硕先生楷书的渊源，及他工力的深至。行草书方面，是用他的篆书楷书相参而生，如枯藤，如斗蛇，一气相连，不能遏止;用它题写绘画上的款识，极与画风相配合，而成绘画上的新风格。

　　昌硕先生在绘画方面，也全运用他篆书的用笔到画面上来，苍茫古厚，不可一世。昌硕先生自己，也以为用钟鼎摘之笔入画，是他的特点。而且他的题画诗上，也常常提到这点。

　　例如挽兰句的诗中说: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

　　又如题画梅说:山妻在旁忽赞叹，墨气脱手椎碑同，蟒蚌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岂。

　　又如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说: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糟非丹青。

　　同时，他作画方面，极力主张气势。他常说:“作画时须凭一股气。”实在昌硕先生不论对诗、书、治印等等，都以气势为主。故他的题画诗上，也往往谈到气势方面。

　　昌硕先生的绘画，以气势为主，故在布局笔等各方面，与前海派的胡公寿、任伯年等完全不同。与青藤、八大、石涛等，也完全异样。如画梅花牡丹玉兰等布局时，不论横幅直幅，常常从左下面向右面斜_L;也间有从右下面向左面斜上;它的枝叶也作斜势，左右互相穿插交叉，紧密而得对角倾斜之势。尤其欢喜画藤本植物，如紫藤、葡萄、南瓜、.葫芦等等，从上左角而至下右角，或从上右角而至下左角，奔腾飞舞，真有蛇龙失其夭矫之概。他的题款并多作长行，以增布局之气势。可说独开大写花卉画藤的新生面。

　　吴昌硕先生绘画设色方面，也与布局相同，能打开一古人的旧套。最显着的例子，是喜用西洋红。西洋红的颜色，原自海运开通后来中国的。吾国在任伯年以前，未曾有人用它来画国画，用西洋红画国画可说开始自昌硕先生。因为西洋红的红色，深红而能古厚，可以补足胭脂淡薄的缺点。再则深红古厚的西洋红色彩，可以配合先生古厚朴茂的绘画风格，因此极欢喜用它。昌硕先生把早年专研金石所得的成就—以金石的古厚质朴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他大刀阔斧地用大红大绿而能得到古人用色未有的复杂变化，可说是大写意花卉最善于用色的能手。然而他却常说:事父母，色难。作画亦色难。

　　他又常说:作画不可太着意于色相之间。

　　昌硕先生长于设色，却作以上的说法，这大概是中国的绘画到了近代，每以墨色为主彩，就是“画家以水墨为上”的原理。因为墨色易古不易俗，彩色易俗不易古。故说“色难”及“作画不可太着意于色相之间”，这全是昌硕先生深深体会到用色的艰苦而有所心得才这样说的。近时白石老先生绘画上的设色布局等等，也大体从昌硕先生方面而来，加以自己的变化，而成白石先生的风格。表面上看，他的这种风格可说与昌硕先生无关;但仔细看，实从昌硕先生的统系中支分而出。这点，白石先生自己也在他的绘画诗中说得十分清楚。

　　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击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昌硕先生，无论在诗文、书、画、治印各方面，均以不蹈袭前人，独立成家为鹊的，故在他的题画诗上或谈论上，常常很随便地提到。他在刻印的长古曾说: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

　　又题画梅说:画之所贵贵存我，若风过箫鱼脱签。又题葡萄说:吾本不善画，学画思换酒;学之四十年，愈学愈怪丑;草书作葡萄，笔动蛟龙走。或拟温日观，应之曰否否;画当出己意，摹仿堕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所以自涂抹，但逞笔如帚:世界隘大干，云梦吞八九;只愁风雨来，化龙逐天狗。

　　吴昌硕红梅，又几乎是“书画同源”示意图

　　又白石先生自嘲下注说:吴岳庐常吾之友人语曰:“小技拾人者则易，创造得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

　　然而有一次，我画成了一幅山水画，自己觉得还能满意，就拿去给昌硕先生看看。他看了以后，仍旧只是说好。但是当天晚上，却写成了一首长古，第二天早晨，就叫老友诸闻韵带交给我。诗里的内容，可说与平时不同，戒勉重于褒奖。在此也知道昌硕先生对于研究学术的态度，极重循序渐进，不主冒险速成，兹录其长古如下:

　　读阿寿山水障子

　　龙漱飞瀑雁荡云，石梁气脉通氰氢，久久气与木石斗，无墨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顽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若非农圃并学须争强，安得园菜果而助米粮。生铁窥太古，剑气毫毛吐，有若白猿公，竹竿教之舞。昨见画人画一山，铁船寒壑飞仙湍，直欲武家林畔筑一关，荷赘沮溺相挤攀。相挤攀，靡不可，走入少室峰，蟾赊太么么，遇有吴刚刚是我。我诗所说疑荒唐，读者试问倪吴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

　　我在年轻的时候，便很喜欢国画;但每自以为天分不差，常常凭着不拘束的性情，和由个人的兴趣出发，横涂直抹，如野马奔驰，不受缀勒。对于古人的“重工夫、严法则”的主张，特别加以轻视。这自然是一大缺点。昌硕先生知道我的缺点，便在这幅山水画上明确地予以指出，就是长古末段中所说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他深深地为我的绘画“行不由径”而发愁。

　　昌硕先生谢世以后，每与诸旧好谈及近代诗、书、绘画、治印等项，总是要谈到昌硕先生。因此也常常忆起昔年与昌硕先生许多过往的情况。抗日战争中，流离湘、赣、滇、蜀，笔砚荒废，每怀念昌硕先生诗、书、绘画、治印的卓绝而特殊的风格，为左右一代的大宗师，不禁时有所怀念。也因怀念而咏之于诗篇，兹将拙作忆击庐先生的诗录下:

　　吾国近年画坛，殊感寂寞。黄宾虹先生亦归道山，齐白石先生因高，也不能多作画。在谈谈昊昌面先生过往情况之下，吾将拭目有待吾辈以后的可畏青年了。——1957年1月

　　郝瀛仙洲花鸟画即将结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