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弥散与生成

　　潘公凯认为：虽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文化呈现出解构化、碎片化、匀质化、拼贴杂存、扁平化的大趋势，但仍然有生成全新结构和系统的希望，而他正是要用自身来做试验，以个体之力来践行和证实这种完美主义理想的可能。由此，本次展览以“弥散与生成”为题，通过全面梳理和展示潘公凯近年来在几大不同领域的成果和作品，并力求以富于诗性美感的视觉呈现方式，将观众带入潘公凯那鲜为人知的奇妙而丰富的研究与创作世界，亲身感受这位崇尚“静水深流”的当代文人艺术家那与众不同的大师风范和审美意境。

　　
    物理学•中国画

　　许戈辉：“弥散与生成”，看上去很有诗意，也很富哲学色彩，但是理解起来，有一定困难，我想听听您如何解读?

　　潘公凯：这两个词其实是从物理学中借鉴过来的，牛顿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讲到热量和能量在一个不均衡的空间当中，它会走向均衡，热量和能量集中的那块地方会发散开来，就像有一个炉子，会把整个房子的空气都变热，这个流向的过程，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这就叫“弥散”。那么所谓生成是希望在弥散过程中有一些新的反向的趋势出现。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结果就会越来越均衡，那么走向均衡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有星系产生呢，星系是不均衡，生物的存在更是不均衡，人体更是不均衡当中的不均衡。就在走向均衡的这个大趋势当中，也会有不均衡出现，这就是“生成”。

　　全世界都穿牛仔库，都吃汉堡包，现在全世界的人也都喝茶，这就是弥散，茶叶的弥散和汉堡包的弥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有新的一种系统产生呢?比如说在汉堡包走向全世界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把我们的油条烧饼做成一个体系，成为一个新的亮点，跟汉堡包形成对峙，或者说成为一个补充，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这个“生成”是我们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有可能做到的一件事，也是唯一一个真正对未来人类文化的发展，有贡献的一件事。

　　许戈辉：您是父亲是一代国画大师，您自己也擅长水墨画创作，为什么没有专攻绘画，而又去触及了装置、建筑等等诸多领域呢?

　　潘公凯：一个原因呢，因为我当院长，我的美术学院现在不再是仅限于原来的油画、国画、书法等等传统学科，而是拓展出了很多新学科，那么我要建一个新学科，我自己对这些学科就要懂，我明白、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心里才踏实，才可以大胆地让老师们跟着我走，这是比较直接地促使我去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是我觉得，未来的艺术家，整个类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目前为止，艺术家其实还是传统类型的艺术家，你就是画国画的，我就写画书法的，我除了写书法以外，什么都不懂，这是一个传统形态的、强行的社会分工和分科造成的职业化的艺术家。我觉得在未来社会，艺术要逐步从职业化的藩篱当中走出来，它要成为一种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才比较对。

　　
    胸怀•命运

　　在杭州西湖边，有一所清幽古朴的二层小楼，那里是国画大师潘天寿曾经的住所，也是潘公凯从小长大的地方，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潘天寿纪念馆。潘天寿是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并称为20世纪传统中国画四大家。文革爆发后，潘天寿遭到了猛烈的冲击。他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关进“牛棚”，伴随着无休无止的游街批斗和身心折磨。这样的灾难让潘天寿患上了重病，最终于1971年含恨去世。他在生前最后一首诗中写道：莫此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许戈辉：您其实也是挺小就开始学美术了，但是并没有受过真正系统严格的学院派训练是吧?

　　潘公凯：说来是很有戏剧性的，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没有读过硕士，也没有读过博士，我所有的知识统统是自学的。这在整个中国美术教育界，大概是唯一的一个特殊案例。在中国的美术学院这个庞大的教师队伍当中，我大概是学历倒数第一，如果填表格，我的最高学历就是中专，而且事实上中专我都没好好念，我中专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就下乡劳动去了。整整八年，身体倒是锻炼得挺好的，但没有图书馆，没有东西可学。

　　许戈辉：会觉得精神上特别贫瘠?

　　潘公凯：对，而且当时也看不到什么时候文革会结束，四人帮会打倒，这些当时都是不可预测的事情。所以当时觉得，可能大半辈子就要在农村了。但是我有一个优点，就是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我的精神状态依然是挺好的，并没有觉得苦。

　　许戈辉：有人说苦难是艺术创作最丰富的给养，这里说的苦难，既来自外部环境，又源自内心世界。显赫的家世并没有带给您荣华富贵，相反，似乎外在的、内在的苦难都经历过了，为什么您的世界没有阴霾，一切如此风轻云淡?

　　潘公凯：这个得归结于家庭教育，我父亲应该是属于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他按照中国儒学传统对人生的看法来安排自己的整个生活，所以非常不重视物质条件。他也是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坚持自己的理想，都能坚持自己的学术探索，他的一生也非常坎坷。所以我从小也没有把物质生活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觉得物质生活差，这是理所应当，不把它当做问题来对待。

　　许戈辉：也是在你下乡这期间父亲去世的，这对你思想上、心理上是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潘公凯：当然这个影响非常大，不仅仅是父子关系、感情上的影响，而是对我原来所信奉的那个理想，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疑惑。我是初中就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的原作，是一个特别上进的学生。我从小在文革前的那段生活，就像一个飞机飞在云朵里，周围只有蓝天、白云，其它什么都没有，看不到社会的阴暗面，就那么单纯、简单，充满了对于未来的憧憬，文革就让我这个脑袋彻底翻了个，我不明白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突然我父亲被批斗。他应该说是中国美术界，在文革第一大冤案。

　　许戈辉：我知道您的父亲，那个时候很得康生的赏识，那么如果在那个年代，对政治有所敏感的人的话，他很容易找到一张巨大的保护伞，康生又是那个时候位居要职的人物里边最懂书画的，您的父亲是完全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有另外一种境遇的。

　　潘公凯：但是他不愿意，这是他的一个选择，他一生都远离政治。1957年齐白石去世了以后，全国美协需要选出一位新的主席，当时在中央负责文教工作的康生，提出让我父亲担任这个的职务，希望他到北京来，在北京画一年画，办一个大型展览，然后兼任全国美协的主席，没想到竟然遭到了我父亲的拒绝。因为他觉得如果兼任这个主席的话，就跟政治太近了，他不想跟政治贴得那么近。所以他说我这个展览，肯定是愿意办的，但是我在杭州画，我就不到北京来了，这个事情还弄得康生不高兴。但是因为康生很懂画，他还是觉得我父亲画得好，所以在画展上，康生给他专门题了八个字，叫做“画坛魁首、艺苑班头”，这个应该说是评价到最高了，就是要捧他，但发现我父亲竟然捧和不捧一点变化都没有，康生也很无奈。那么这个呢也造成了后来文革当中，其实按照康生对艺术的理解，他是应该出面保一下潘天寿的，但是他到后来也不愿意保，他就觉得你这个人不知好歹，不识趣，我这么捧你，你又不睬我，随便你吧。

　　许戈辉：其实我猜想，如果不是因为康生是权居要位，那样一个在政界的人物，假设他也是一个，就是书画界的人，能够对潘老这么赏识，也许会成为潘老的一个朋友。

　　潘公凯：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许戈辉：但是恰恰，康生在这里，他是一个代表，他是一个符号，所以您父亲就远离。

　　潘公凯：我父亲当时对康生也不太了解，不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后来也问了人家，就说这个人多么有权，其实康生当时是管着国家安全部门的，他就觉得这个我还是碰不得。我父亲确实就是这么一种人，他就觉得政治是政治家的事，我们是艺术家，去管这东西干嘛，我只要把艺术做好就行了，就是对中国艺术事业的贡献，贡献是靠我的作品，靠我教学生去做的，他就持有这么一种非常纯粹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观。

　　
    融合•间距

　　几十年来，中国画在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早先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险些被消灭。到了8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思想的开放，美术界又发起了关于国画前途的大讨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画到了穷途末日。应该以西代中，全盘西化。这个时候，潘公凯提出了“绿色绘画”的理论，以及“并存发展、两端深入”的策略，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在不同年代，不同背景之下，再一次为中国画的延续、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

　　许戈辉：您在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绿色绘画”的理论，当时的背景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改革开放，整个思想界、艺术界，新思潮兴起，在中国画这个问题上，有很激烈的争论，一派是这种要推翻，要舍弃，全盘西化，另外一派是要坚持传统是吧?

　　潘公凯：当时的文化讨论热，美术界的讨论，实际上是文化讨论热的很小的一部分。文化讨论主要是在哲学界、思想界，包括社会学、法学展开，大家都在寻找新的方向。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全盘西化的思想是自然的，对于解放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不赞成的是，这个思想伴随着对中国传统的全盘否定，中国这一百多年，否定的次数太多了，已经把传统打得差不多了，如果改革开放以后再一次否定的话，就会把传统彻底打没了，那么以后就会捡不起来的，这是我担心的事情，也是我父亲在半个世纪的努力和论争当中，他所坚持的——传统可以改革，它必须发展，但是不要简单否定。简单否定了传统，中国还有什么，就没有了。西方现代文化中也有很多合理、优秀的部分，所以才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成就。这两个东西对于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的发展来说，都是巨大的宝库，这两个东西我们都要，所以我提出了，中西方艺术两大体系，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并存发展、两端深入”的学术策略。

　　许戈辉：那您这个“并存发展，两端深入”，和我们中国文化里边这个去其两端取其中的“中庸之道”是一回事吗?

　　潘公凯：有点不一样，“中庸之道”是在一个自身的文化体系当中取其中，它有巨大的回旋余地。那么这是两个文化体系，所以它不是那个“中庸”的概念，而是深入研究两端以后，会在中间造成一种互动的融合，它会长出新的东西来。

　　许戈辉：但是可能也有人会觉得，每一种文化都有它植根发展的土壤，有它社会、经济各方面的条件和背景，这个能够融合吗，能在中间长出一个生存空间吗?

　　潘公凯：融合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提法，在整个20世纪一百年当中它是一个主流的策略，但是正如你说的，这两大文化体系的融合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强调“两端深入”，而不是去强调融合。我前两天刚刚跟法国著名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谈过这个问题，他就觉得文化间的融合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现在提出一个观念，叫做“间距”，互相间有一个距离。就是对两大文化体系深入研究的过程当中，希望在中间造成一种互补的、回旋的余地，不是直接去让它融合，而是让他们一直在互动着，有点像我们那个太极图两个鱼，它不是两个鱼变成一个白的一个黑的，变成一片灰色，而是这两个鱼一直在那里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