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浩云：究竟谁评价张大千最靠谱(上)

附图1、张大千与藤原楞山合影

　　记得1984年的夏天，我在黄山角下一个亭子内避雨时，遇上了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闲谈中得知他是张大千生前好友——日本水墨画家藤原楞山先生(1920—1987年)。他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谈了此次中国之行，并特向我介绍了他的好友张大千先生生前的情况，还拿出他与张大千先生在台湾摩耶精舍的合影让我欣赏(附图1)，临别时还为我画了张《对虾图》送我。那时，我只听说张大千是一位名画家，但对张大千其事其艺没有太多的了解。在与藤原楞山先生接触后，我开始关注和研究张大千。有趣的是：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关对张大千非议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的贬者说：“张大千是政坛捧出来的艺术大师”、“张大千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文化骗子，一个弄虚作假的艺术痞子”;有的认为张大千艺术没有创造性，是画师、是画匠;有的拿傅雷(大千有江湖习气)、陈子庄(为古人帮闲去了)、齐白石(李可染口中传出“吾奴视一人“)及张仃、何怀硕点评说事，还有的说张大千仿石涛作品根本不能和石涛相比，即便石涛画得不行的，也比张大千假石涛好，更有的说徐悲鸿评价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不靠谱，凡此种种常常见诸于报刊。而大陆官方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大千评价不高，记得2001年，百年中国画展艺术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评定出20世纪13名杰出的中国画家：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吴昌硕、林风眠、李可染、潘天寿、徐悲鸿、张大千、蒋兆和、刘海粟、石鲁、李苦禅。其中齐白石、傅抱石得票名列前茅。后来还有过多次类似的专家评选，尽管荒唐，但评选结果大致相同。从上面结果看大千仅仅排在第九。好在近几年随着人们对张大千艺术认识的不断提高，张大千在大陆官方的地位已有明显上升，最典型的是去年由中央电视台、中央新影集团与北京银谷艺术馆携手打造的大型人物传记系列纪录片《百年巨匠》开拍，据悉，纪录片计划拍摄12位画坛巨匠，分三批拍摄，第一批为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尽管张大千排名第四，但较之前，已有很大的提升。

　　附图2，20年代中期(1926或1927年)海上画家雅集，吴昌硕(前右一)、张大千(前左一)、黄宾虹(左三)、于非闇(右二)、方介堪(左二)等合影

附图3，20年代张大千与方介堪合影

附图4，张大千与溥心畲合影

　　附图5，1936年摄于徐燕孙的住地：中南海芳华楼植秀轩，其中前排左一为张大千，二排左一为徐燕孙。前排右一为律师蔡礼，后排右二是于非闇，右三为寿石工。

　　在笔者看来，对画家的艺术有不同看法是无可非议的，这个问题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受到海内外众多藏家的欢迎，且经久不衰就很值得人们去关注，特别是张大千的才华、阅历、境遇和生活方式的卓尔不群，为他的一生增添了传奇色彩，这就更值得人们去研究。在笔者收集的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20多岁的张大千就已经跻身于上海一流画坛名人圈(附图2)，当时大千尽管年轻，但在画坛的名望已直逼海派盟主吴昌硕，之后，张画方印(指绘画张大千，刻印方介堪)、南张北溥(山水北指溥心畬)、南张北齐(花鸟北指齐白石)、南张北徐(人物北指徐燕荪)等流行画坛(附图3、4、5)，甚至在北平民间，还流行“唱不过余叔岩，画不过张大千，吃不过白永吉” (余叔岩为京剧大师，白永吉为老北平名厨，北平“八大楼”美称之一的春华楼的掌柜)的说法。1949年，张大千栖身海外，并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大千由此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1956年张大千在法国会晤毕加索(附图6)，西方报纸将这次会晤誉为“艺术界的高峰会议”、“中西艺术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之后，“东张毕西”流行国际画坛。 1957年他荣获了国际艺术学会的金牌奖，被推选为“全世界当代第一大画家”，同时被世界舆论称之为“当今世界最负盛誉的中国画大师”，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巨大荣誉。大千76岁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特颁赠张大千人文博士学位，进一步奠定了他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

附图6，1956年张大千与毕加索合影

　　尤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苏富比佳士得开拍中国书画后，张大千就一直是它们的台柱子、风向标，2011年张大千作品销量超越毕加索和安迪·沃霍尔，不仅将一直保持着“世界最畅销画家”头衔的毕加索拉下马，而且首次成为世界艺术市场的新霸主，轰动全世界。2013年，全球顶尖的在线艺术品交易和研究平台Artnet根据年度作品成交额评出2013年度“十大艺术家”排行榜：安迪·沃霍尔以4.271亿美元高居榜首，张大千和齐白石、赵无极三位中国艺术大师榜上有名。其中张大千以3.206亿美元高居第3位，齐白石以2.656亿美元位居第5位，赵无极则以1.583亿美元位列第9位。在我收集的资料中，大凡接触过大千的人尤其是权威人士几乎都对大千十分敬佩，评价甚高。所以，在笔者看来，不少对大千非议和质疑只不过是他们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而已，而个别对大千艺术和人品的诋毁，是在颠覆前辈、挑战权威。那么，究竟谁最有资格评价张大千?谁的评价最靠谱?笔者列举以下几路权威人士的点评和事例，或许会找出理性和正确的答案。

　　一、 书画家、美术教育家代表人徐悲鸿、溥心畬、吴湖帆。

附图7，张大千与徐悲鸿带领学生黄山写生合影

　　众所周知，20世纪美术界中徐悲鸿(1895—1953年)无疑是最具影响、最具权威的人物。徐悲鸿留过洋，民国和新中国初期在多所艺术院校担任过校长及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接触过无数中外画家，眼界很高，他在民国时期对国内诸多名画家包括任伯年、齐白石都作过点评，但唯独对张大千最为敬佩，评价最高，不仅聘请他到中央大学艺术科任教授，邀他一同率学生赴黄山写生(附图7)，而且多次带大千画作到西方去巡展，其中1933年徐悲鸿组织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赴法展出，张大千的《金荷》被法国政府收购，《江南景色》被莫斯科国立博物馆收藏。此外，徐每每收藏到书画精品都会请大千欣赏、评价或题跋。至于对大千的评价，徐从不吝赞美之词，早在1936年他为张大千画册作序时就写下“天纵之才”、“五百年来第一人”等等。笔者综合比较徐悲鸿对众多画家的评价，深感徐悲鸿评价名家是很有分寸的。特别是四十年代，徐悲鸿为感谢李宗仁为北平美院拨一所宽大些的校舍，特专门请张大千作画。按理徐悲鸿也是大画家，徐结交的一流画家也很多，为什么偏偏要请张大千作画，原因恐怕是张大千在画坛名望鹤立鸡群，且不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大千作品都是市场上的硬通货，那时，买张大千一张画可以买齐白石几十张乃至上百张画，这一点其他画家恐难以企及。建国后，徐悲鸿曾写信给大千，希望他回国在美院任教，并开出每月3000斤小米的高待遇，当时，像吴冠中只能享受700斤小米的待遇。同样，在建国前夕，何香凝为北上给毛泽东的见面礼，也是专门请大千为毛泽东画一张《荷花图》，试想，何本身也是大名家，为何要劳烦大千，其用意不言自明。记得作家何频在点评苏力文先生《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时曾讲过：受传统画论“人品画品”影响与误读，和两岸暌隔曾经的局限，张大千的天分与艺术水准，特别是后者，长期被“戏说”而妖魔化，没有还其艺术本体，没有直面正视他。中国艺术史有种负面和不正常的现象久久蔓延，美术界对同行的评价，远远弱于社会评价，内行与同行，让位于所谓的评论家和鉴赏家，其实不少人是“政论家”。解放前后的傅雷，“文革”中的石壶陈子庄，直至今日，仍有上海的张汝奭老辈等人，寓于偏见，一叶障目，不能本真地面对敦煌摹古之后的张大千的艺术，一味说张大千为卖画而搞欺骗。尽管谢稚柳和叶浅予等画家一再说张大千好话，谢稚柳曾有“并世作者推我师，大千画笔好风格”之论，就是徐悲鸿也佩服得不行。其实，他们才了解张大千，最有说话的资格。不过，让人遗憾的是，徐悲鸿没有看到晚年张大千泼墨泼彩技法，想必一定会让徐悲鸿发出千年一遇的感叹。

附图8，张大千、溥儒己卯(1939年)作《-春江远眺-江岸秋树》-成扇-设色纸本

　　同样，作为民国时期北平画坛的领袖人物——溥心畬(1896—1963年)对大千评价也是最有资格。溥心畬尽管是旧王孙，但他留过洋，学问渊博，眼界很高，艺术上能入他眼的凤毛麟角。上世纪30年代溥心畬已被封为“国画北派青绿山水正宗首座”，题画诗为“近代画坛第一手笔”。他与大千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交往，他们从相识到相熟、相敬，两人既是好友，也是对手，他们在艺术上相互切磋，相互合作，相互提高(附图8)。民国时期，据当时北平有关媒体报道，北平藏家都以珍藏八爷(大千称呼)、二爷(溥心畲称呼)合作绘画为荣，可见当时张大千在北平的影响。在溥心畲看来，“大千画用粗笔可横扫千军，用细笔则如春蚕吐丝”。更值得一提的是：溥心畲曾题赠张大千七绝一首，诗云：“滔滔四海风尘日，宇宙难容一大千，却似少陵天宝后，吟诗空忆李青莲。”如果说徐悲鸿“五百年来一大千”是从时间上概括大千成就，那么溥心畲“宇宙难容一大千“则从空间上给予大千成就的赞誉，同时溥心畲还把 张大千誉为画坛上的李太白，评价之高，由此可见。更有意思的是，徐悲鸿和溥心畲他们两人历来成见很深，相互看不起，据老一辈艺人回忆，溥心畲在建国初未留在大陆去台湾，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已任美协主席、美院院长徐悲鸿能左右中国画坛，尽管徐与溥不和，但他们俩都对张大千很敬佩，都给予了张大千最高的艺术评价。

附图9：三四十年代海上画家雅集：吴湖帆(右四)、张大千(右三)参加书画雅集时合影
 

附图10，张大千、吴湖帆作《红叶山禽-寒泉古木》成扇-纸本

　　同溥心畬一样，吴湖帆(1894—1968年)也是眼界很高的画家，他的书画、诗词、收藏、鉴定都是一流的。吴从最初瞧不起张大千，到最后敬佩张大千，他们之间既是朋友，也是对手(附图9、10)。1948年张大千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内举行近作展，展出的99件作品绝大多数为工笔重彩，辉煌夺目。每天参观者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订购的红纸条贴上了“满堂红”，有些画还被复定三至五起，盛况空前。红极一时的名画家吴湖帆也当场选定了三大幅，后又请别人代订了几幅。足可看出吴对大千画的高度重视。解放后，吴湖帆曾被内定为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副院长为傅抱石、潘天寿、贺天健，可见吴当时在中国画坛的地位和影响。所以，一度心情很好的吴湖帆准备在艺术创造上大显身手，他把目标瞄准了张大千，曾表示在有生之年要赶超张大千，因为在吴的眼中，只有张大千是他的对手，可惜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再遭冲击，1968年，当身患重病的吴湖帆在华东医院听到家藏文物被席卷一空时(据悉装了整整8卡车)，绝望中吴湖帆拔去喉管自杀，使吴湖帆的艺术基本停留在民国时期。而身处海外的张大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光影效果，开创了影响巨大的泼墨泼彩技法，为中国画开辟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