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科学”命题的文化前提

乔希·哈达尔  太阳能艺术作品
 

丽雅·皮诺舍维奇 从我自身出发的知识之旅

　　(图片选自“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季项目——中东欧当代艺术展”)

 “艺术与科学”这个命题之所以成立，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普遍性认知前提，即两者关系密切却截然不同。简单地说，艺术诉诸感性，而科学是理性的产物。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艺术，并使其在科学进步的帮助下不断地提升和完善材料、技巧和观念。这一点在西方艺术史的脉络中十分突出，而在中国艺术的发展中却不明显。个中原因应该放到更为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对科学和科学思维不够重视，中国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也不太关注艺术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反映在艺术家的学养结构上，中国古代艺术家基本表现为琴棋书画全才式的人物，西方的艺术家正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皆拥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学等多学科背景。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十分密切，这从西方艺术家的知识结构就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这些学科反过来又促进了艺术的选择与发展。

　　同样是诉诸感官系统的艺术，在与科学的关系上东西方为何呈现出如此迥异的面貌?这恐怕要从艺术的深层动机说起。

　　万物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必然会对早期的人类产生极大的震撼和触动。即便是今天的我们，面对不可思议的生命和自然现象，依然深深地感到茫然无解。人类在追问宇宙和生命本质的漫长过程中，宗教的诞生是必然的。唯一的区别在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那个“终极力量”的认知不同，有的将其解读为一个明确的人格神，如上帝、安拉。有的则将其归为一种难以言说的规律，如中国的“道”。

　　中国人认为宇宙自然自有其运行的规律，生生不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虽然中国人也认为宇宙有从黑暗混沌走向光明秩序的阶段，但所谓的黑暗混沌只不过是暂时的假象，整个宇宙就像被冰封了一般，天地纠结在了一起，人类被困其中。只需有伟人出现将其分开，就会豁然开朗。因此就有了“盘古开天地”。三国吴徐整著《三五历纪》中写道：“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天地不是人所创造，人亦是自然所生。盘古即有问天之意。

　　西方则不然。在西方人的眼里，上帝是造物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最高神祇。《圣经》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上帝不是仅仅重建秩序，而是创造万物。

　　万物要生长和加以识别，自然都离不开光。有了光，才有生命，也才有了形状、体积、色彩。光，作为视觉艺术的基础，在西方艺术家手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是体会和亲近上帝最重要的手段。不同明度、色相、饱和度和角度的光展现了事物不同侧面的属性，也就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造物主的“旨意”。也就是说，艺术与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很长时期内是相似的，是信仰的体现，是亲近和了解上帝的不同途径而已。西方艺术不但不排斥科学，而且还与之关系暧昧。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当代艺术会如此迅速且自然而然地与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新媒体技术融合在一起。大量的装置、影像技术包括新材料、新空间合力打造的当代艺术以其多元的呈现方式和文化指向延续着古老的艺术动机。

　　对于西方艺术家来说，当代艺术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讨论似乎更多地表现为如何探索新的融合可能，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家而言，问题就变得复杂和尴尬得多。清末民初的民族危机让中国从上到下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即Democracy和Science)的倡导，科学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但想要让中国艺术家在观念和实践上都实现这种转变则困难得多。不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林风眠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徐悲鸿，都没能实现两者的真正融合，因为说到底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艺术的问题，更是文化和信仰的问题。

　　正如油画民族化的历史课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圆满的解答，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化问题同样困扰着中国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从逻辑上看，两者面临的困窘是相似的，都必须思考在西方强势的文化艺术冲击下如何调整心态，如何为我所用又不失独立性的问题。

　　现实的情况是，与现代主义及之前的艺术相比，科学与当代艺术的关系空前密切，它赋予了艺术更为自由、多样和深邃的表达维度和材料语言，使之更加自由地纵横于哲学、宗教、文学、道德、政治等等几乎人类文明的所有层面。这让中国艺术家们常常应接不暇，无所适从。同时，旧有的心结也好，现实的策略也罢，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传统情结和身份意识变得更加凸显起来，似乎在有意识地抗衡科学对本民族艺术的“异化”。于是，一种尴尬而矛盾的奇观出现了：很多中国艺术家一方面迷恋于科学技术手段带来的冲击力和多种表达可能性，恨不得把所有最新的物理的化学的网络的概念的成果都拿来包装作品，使之看上去很“当代”，另一方面又在内容和主题上“坚守”所谓的传统文化，动辄引用《诗经》《山海经》《易经》或者佛经等元典中的只言片语，张口“道”“韵”“相”“禅”。技术上刻意的复杂性赋予了作品一种晦涩的意义指向，无形中又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意象性和模糊性实现了微妙的共融关系，虽然这种共融本质上是可疑的，站不住脚的，暴露出这些艺术家内心深处的纠结与投机。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既要从概念和逻辑的角度进行厘清和研究，也要置于特定的文化前提和时代语境中加以审视。毕竟，学术研究和探讨的目的，既是构建和完善适用于本民族艺术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也要丰富具体的艺术史研究、艺术创作，并对今后艺术的良性发展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