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判牍》评介

　　所谓判牍，就是法官对诉状的批断文字。郑板桥曾先后在山东范县和潍县做过十年多的县令。当时的县令是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十年断狱，自然会留下大量的判辞墨迹。对于一般的县令，这样的墨迹在艺术上是无足宝贵的。然而郑板桥却不同，他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于世的名士县官，“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山中老僧、黄冠炼客，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惜藏庋。”(《郑板桥全集·板桥自叙》)这就使得郑氏的后任及其有关官吏把这些判牍墨迹视为瑰宝，利用他们的便利条件，不断将它们从存档的卷宗里偷剪出来珍藏玩赏，转而流散于世间。一氓同志主持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身体力行，独具慧眼，不辞辛劳地亲自将这些既是文物又是艺术品的零散墨迹搜集整理，汇编成册，印行于世。这是宏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泽后人的大好事。

　　首先，这批判牍墨迹集中而彻底地揭示出了郑氏书法的本来面目，为全面深入地研究郑书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和有利条件。编者在此书的自序中说得好：

　　这些墨迹的艺术价值所在，主要可以评定出郑书的本色，因为郑原精楷书，不象上款写某某仁兄大人那些挂幅，着笔时要极意经营。汉代人写隶书就一意写下来，不知别有所谓楷书。汉代以后的人写隶书就不得不比较矜持，因为不是他的本色——楷书。隶书对写惯行楷的人来说，是另自一种书法概念。郑书在这里正既不必经营，自毋须矜持，一派自然，显得极为雅秀，又常带挺拔之意。其大堪欣赏处，似乎超过了一般以“六分半”名的郑书。

　　过去，由于公开流行于世的郑书，多是“极意经营”、杂糅篆隶笔调的“怪体”，即郑氏自称的“六分半书”(有的还是他人仿造的赝品)，很少能见到郑氏随意书写、自然流露的墨迹。故于郑书，二百多年来，赏论者多称其“怪”，研习者务追其“怪”，似乎“怪”即是郑书的全部特质和价值。欣赏其“怪”者，谓“一字一笔，兼众妙之长”，极尽奉扬;厌恶其“怪”者，说是“东拼西凑”、“不伦不类”，任意贬斥。由于材料的局限，看不到郑书的全貌，捕捉不到郑书的本质特征，致使学习和研究郑书走入歧途，难得出正确的认识和中肯的评价。这好比要真正认识和评价一个会演戏的人，光看到他在台上的化妆表演是不行的，还要看他台下卸妆后的原本的体貌、言行、气质和修养。《郑板桥判牍》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郑书在未“化妆”前的本象，使我们得以全面地观览到郑书的总体，并通过其本象与“怪”象的两相比较，去研究郑书的来龙去脉，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第二，《郑板桥判牍》还可以进一步为我们揭示出：郑书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传统书学的功底深厚。这批墨迹是郑氏49—60岁之间在履行公务时留下的，当时落笔，旨在对案状的批断，随意挥洒，丝毫没有想到要当作“书法作品”留传后世，因而完全是他几十年学习传统书法的素养和功力的自然流露。虽然不是写于一时一地，所用工具、墨色，字的大小以至书写时的心绪都不尽相同，但所留下的一行行生动活泼的字迹，却无处不放射出传统书艺的光彩。从字的体势结构、点画用笔到布局、行气，无不体现出名家的风范。例如：王羲之《兰亭叙》的闲雅萧洒，王献之《十二月帖》的逶迤连绵，李邕《李思训碑》的倚斜挺拔，颜真卿《祭侄文稿》的自然天成，苏东坡《赤壁赋》的敦实厚重，黄庭坚《松风阁诗》的奇倔抑扬，米芾《珊瑚帖》的神出鬼没，等等，无不兼而收之，溶而化之，然后通过自己的灵气从笔下流露出来，别成一派气象。就是把这些墨迹厕置于历代典型的传统法书的琼林中，不仅毫不逊色，而且独有异彩。郑氏曾多次谈论过他广泛研习古贤书法的情况和心得，现在从这些墨迹所反映出来的传统书学功底，已可得到明确的印证。郑氏其言，并非虚夸。当我们把袒露郑书本色的判牍墨迹细细玩赏一过，再来统览郑氏的传世书作时，就会发现：除却那些故意眩人眼目的“怪”体外，余下的字无不具有与判牍墨迹一样的本色。这说明所谓“不在寻常蹊径中”的郑书，原本也是深深扎根在传统的沃土之中，所以他能“奇而不诡于正”。启功先生在他的《论书绝句》一书中评论郑书说：

　　先生之书，结体精严，笔力凝重，而运用出之自然，点画不取矫饰，平视其并时名家，盖未见骨重神寒如先生者

　　焉。

　　当其休官卖画，以游戏笔墨博鹾贾之黄金时，于是杂以篆隶，甚至谐称六分半书，正其嬉笑玩世之所为，世人欲考其余三分半书落于何处，此甘为古人侮弄而不知者，宁不深堪悯笑乎?

　　启功先生以他的真知灼见，轻轻掀开了郑氏传世书作中那层令人迷惘的怪异面纱，一下子就抓住了郑书的特质。郑书的精到处，主要在于传统书学内在的骨、肉、气、血，而不在乎他“破格”的表面的“怪”象。用“骨重神寒”四字来概括郑书的特质，正是最得其精髓的中肯评价。

　　第三，此书所辑郑氏判牍墨迹还能给习郑书者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学习郑书，首先宜学习郑氏既能刻苦研习传统，又能锐意创新的精神;宜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去把握郑书的本质，不可一味去摩仿郑书那部分怪异的表象。判牍墨迹集中地反映了郑氏传统书学的深厚功底，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考察，还会发现，无论是判牍墨迹还是一般的传世书作，其中许多单个字的面目，都令人感到“似曾相识”，可以从古代的某碑某帖中找到它们的“模特”，然而从整体上看，又与某碑某帖大不相同，郑书具有其独特的格局、神韵。这说明郑氏很重视学习古人，却又不为古人所囿。他善于博览精虑、取其精华、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另外，郑氏的传统书学根底，还包含有传统的字学功夫。郑氏除了精于通常习用的楷书、行书与草书之外，对于汉隶、古隶、小篆、古籀及其异体别构、递变过程等，都颇为在行，可以随手拈来，灵活运用。所谓六分半书，不过是以楷、行、草为基础，再糅入隶篆古籀笔调，或者以隶为基础，糅入行楷篆籀笔调，令其别开生面、独标一格罢了。由此可知，要学习郑书，首先当具有传统书学和字学的基本功。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基本知识，连欧、颜、苏、黄之书是何体态都不甚了了，隶篆古籀也不识得几个，恐怕要理解和欣赏郑书都有困难，又怎么能从根本上去把握郑书的特质而取其精髓以自养呢?其实，不独学郑书当如此，学任何一家之书亦当如此。不然的话，只是一味地去依样画胡芦，即便摩仿得再象，那也是古人所讥讽的“奴书”而已。而没有个性的“奴书”，是一点艺术的生命力也没有的。《郑板桥判牍》一书，为我们总结郑书的成功经验提供了条件，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去探索，可以从中收到很多的教益，就能获得“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学习主动性，摆脱生吞活剥、盲目描摩的被动局面，真正学到郑书的精华。

　　总之，《郑板桥判牍》的问世，为学习和研究郑书提供了一份十分宝贵的资料，为后学们开拓了视野。正如启功先生致李一氓同志的信中所说：“序言中云：‘历史上还没有过一个县官，在任上留下的手迹，会被后人千方百计去剪下来，当成很宝贵的艺术品珍藏起来，郑板桥的判牍是唯一的例外。’这是最雄辩的论断，对郑板桥也是最高的评价。使今日欣佩郑板桥的后学小子都感到没有欣佩错，而觉得欣跃。”

　　《郑板桥判牍》确实很有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是学习和研究郑书不可不读的一部好书。但可能是由于时间紧迫，条件所限，致使此书也存在些小不足之处：对已发现的材料未能尽收，如高象九先生所藏的62则，1980年已拍有照片置于山东潍坊市博物馆(见《文物》1987年9期郭子宣《郑板桥“堂批”墨迹》及所附图片)，不知何故，书中未能收入;译文尚有错字，句读也偶有不当之处;材料编排条理不明显，没有编号，不便查阅、引用。当然，这些不足，在再版时是不难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