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明书体变革

　　——读张宗祥《论书绝句》五首

　　谷辉之

　　明代后期的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政治动荡，朝纲废弛。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体写性情的创作倾向逐渐抬头，多年流行的拟古风气为之一变。文学艺术家们的独创性，有如潮水般喷涌而出。戏曲、小说、诗词之外，明人书体的创格，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潮，产生了不少对后世极有影响的新体。

　　海宁张宗祥先生(字阎声，号冷僧，1882—1965)①曾在他的《论书绝句》②中，对明末几位开宗传派的书家，如董其昌、黄道周、张瑞图、王锋等人，投予了极为关注的目光，将他们翻旧体成新格的创作过程，以及在用笔、结构等方面的刻意求新，都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的见解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对晚明书坛新体竞出这一历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论董其昌一首云：

　　愈疏愈淡董香光，秋柳秋山映夕阳。

　　集得大成群帖学，远传衣钵到刘王。

　　明代盛行帖学，万历以前，书家一直以师法前人为主，这与当时诗文词章的拟古宗尚是相一致的。例如成弘正嘉间的沈周、文微明，都是名重一时的一代书家，才气横溢而终其一生笔下不出己意。石田师山谷而唯求酷似，文璧宗子昂而愈密其法。及至万历间，董其昌自成“香光体”，与邢侗、米万钟、张瑞图称“邢张米董”，以善书闻名于时。

　　阆声先生认为在帖学范畴，赵(孟頫)体已尽人工极则，而香光独能以“韵”救松雪之“巧”，遂开淡泊凋疏一路。绝句的前两句，写的就是董书这种疏淡的山林秋气。香光书画，体格清润，均能以韵取胜。他曾将自己的画称为“文人画”，颇以此自负。他的书，或许可以称为“学人书”，在书坛同样不失为一宗。康有为形容香光体“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促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这种山林气之下的斤斤于法度，正是学人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代有一代的帖学，阎声先生将赵孟顺与董其昌作为元、明两代帖学成就的代表，而对松雪评价尤高。在论赵孟国绝句的注文中，有“董文敏晚年极佩吴兴”之语，可见董其昌对自己书体的不足之处，还是了然不惑的。

　　作者在他的另一部书学史著作《书学源流论》(1918年出版)中指出，清代“皆出于董而各变其法”的有张、刘、王三家，其中张照“以狂纵救轻浮”，刘墉“以肥重救凋疏”，王文治“以锐利救软媚”。三家之中，“寻其脉络，诸城实最守师法”。绝句末提到的衣钵传人，即是清代乾隆间的刘墉与王文治。

　　论刘塘一首云：

　　暗将肥笔救凋疏，此老真能学董书。

　　浓墨刚毫复灵腕，浑沌七窍凿全无。

　　题下自注曰：“石庵相国学董而病其调疏，故思以肥笔救之。其所作小楷，则仍纯乎董也。一生用紫毫，故墨虽重而无毫外之墨。喜写蜡笺，故笔虽刚而有流动之致，看似凝重，实极巧妙。”

　　《书学源流论》有《物异篇》，专门讲述作书所使用的工具，即关于刀笔、墨漆、纸帛的各种特性以及相济之法的，文中将刘墉以紫毫、浓墨、蜡笺作书，暗救董书之弊的掌故，作为用例。包世臣在(艺舟双揖)中称刘诸城“少习香光，壮迁坡老”，康有为则有“集帖学之成者刘石庵也”的断语。阆声先生认为刘墉墨浓笔肥，意在去董书之枯笔弱笔，无非救弊之法，不能视作异体。其书看似浑成无凿，终不出香光体，因而称其为董香光的异代衣钵传人。刘墉之前，则有康熙间的陈奕禧，世人皆知其一门几代书宗香光，而他在题自己书作时，曾自许创格，其书论对董体弊端也多有察见，这段掌故，就很少为人注意了。这是由于当日香光体大行，奕禧亦不能免俗，所书多为董体所致。

　　论黄道周云：

　　《戎路》略存章草意，索公最得此中神。

　　千年绝学无人继，独有先生步后尘。

　　关于章草，作者根据结体特征，认为这种书体出于隶书，是当时人“病隶之工而不速”所创造的。它的特点和优越性在于书写速度快，“‘急就’之名，盖称其实也”。

　　《戎路》帖为钟繇所书。作者在《书学源流论·时异篇》中称《戎路》“波磔尚有隶意，势疾而不滞”，与同书《篆隶篇》中关于索靖书法的论述“玩其用笔，画皆类隶而特骏快”相类似。绝句的前两句，提出黄道周师法的两位古代前贤钟繇和索靖。

　　章草与今草最明显的不同在于用笔有隶体之挑勒，而结构上多简笔。今草行而章草废，千年之下，黄石斋继明初宋克之后，直追古人，肆力章草，阎声先生誉为“兴灭继绝，功不可没者”。其书转折多用方笔，结构严谨，加以运笔疾速，自有一种劲峭之势。这种别具面目的石斋体，开后来书家章草体的一宗。

　　论张瑞图云：

　　侧锋刚腕势雄奇，狭巷兵回相杀时。

　　可惜不留闲笔墨，五人墓上再书碑。

　　前两句点出张瑞图书体侧锋的用笔特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密集交错的结体特征。作者在注文中称“二水以北碑之笔散为行书”，又在《续画人逸话》中谓其“解散北碑笔法，行于行草之中”。二种说法相似，而都不如《绝句》更为明了形象。这种以侧锋行笔作行草的书体，为二水创格，阆声先生称其“雄奇恣放，不可一世”。

　　后二句写张瑞图为魏忠贤生祠题碑一事。天启六年，东林党人魏大中岳父周顺昌因受其婿牵连，被魏忠贤所遣缇骑押送北上，引起当地苏州市民的公愤。后市民首领颜佩韦及周顺昌轿夫周文元等五人为保护市民投案被害。崇帧初年，苏州虎丘边立了五人墓及祠堂，这个祠堂正是魏忠贤没有完工的生祠。阆声先生曾将张瑞图与黄道周作为以新体崛起明末书坛的两位书家，称其“皆得天独厚之人”，而屡为张二水依附阉官、又以行谊累其书品发出感叹。张瑞图之卒，迟至崇帧末年，由于声名狼藉，传世墨迹不多，作者因有“可惜不留闲笔墨”之叹。

　　论王铎云：

　　颇有权奇倜傥情，微嫌缭绕不分明。

　　若从怀抱谈书法，柴棘胸中想乱生。

　　王锋书自成一体，其与众不同之处，一是运笔神化不测，一是布白不拘一格。其行草以得力于颜真卿、米芾二家为多。而颜、米二家，在唐宋书家中，结体用笔最为大胆，例如颜书笔划的肥瘦对比极为明显，王锋又将之变本加厉，这种用笔变化与整幅字的分行布局结合起来，出神入化，堪称“权奇倜搅”。

　　对于“缭绕不分明”的习气，作者在注中分析道：“觉斯功力至深，而用笔未能洁净。虽明季之习大都如此，究为胸怀未能怡旷恬静之故。”历来书法重人品，阎声先生以人品论书，亦情理之中。然而觉斯运笔，腕下极有气度。他的书作，数百年而下，仍能激起后来人自写胸臆的奇想。

　　上述四位明末书家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影响，董其昌在前，黄道周、张瑞图、王锋在后。清末民国初期，科举制度对士人书体的束缚结束后，书道再度繁荣，一时高手林立、流派纷呈，而其中不乏从石斋、二水、觉斯三家书体得到启迪者。

　　书法在本质上是一门艺术，而艺术是表现个性的。那些功力至深的书家，往往不甘固守成法、俯仰随人。然而这种潜在的创造力，很容易为时尚风气所左右，书学史上亦不乏其例。在明清两代，前有沈石田、文微明，后有陈奕禧、刘墉。至于晚明诸家，则可谓适逢其会，而多有建树了。

　　①张宗祥，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曾任京师图书馆主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等职。

　　②《论书绝句》作于1934年至1944年，共一百首，与《书学源流论》、《临陆池一得》及《校淳化阁帖记》等，收入《张宗祥书学论丛》，1992年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