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米芾

       米芾(1051-1107)是“宋四家”中出生最晚的一位，他比蔡襄小40岁，比苏轼小15岁，比黄庭坚小6岁。如果说“苏黄米蔡”的“蔡”是指蔡京，蔡京也要年长米芾5岁。“宋四家”中，苏、黄、蔡都是经科举的煎熬而入仕途，有进士的功名，这是科举制下官宦的正经出身。米芾却是“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进入仕途的，这是《宋史》的记载。“旧恩”二字是含糊其辞，具体说，神宗出世时，是米芾的母亲接生的，大概她还哺乳过神宗。神宗继位后，于熙宁四年(1071)十月“立选人及任子出官试法”(《宋史·神宗纪二》)，以立法的名义照顾皇亲国戚勋臣故旧子弟，使徇私的圣眷合法化。21岁的米芾就是这次立法的受益者，不经科考而名正言顺地得到官职，获得俸禄。但是，米芾在官场上不曾显赫腾达，他历知雍丘县、涟水军、无为军、江淮制置发运司勾当等，都是地方小官，窘迫时还要为一官半职的转迁说情开后门，显出一副猥琐相。后来调到京师做礼部员外郎，召到宫中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也不过是帝王赏心悦目的清供。米芾在官场上始终是谦卑的小人物，好像他只关心官职的有无，不在乎政绩的建树和政治派别的是非，大概他深知当时官场如绞肉机般的残酷，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纠缠不清，他不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也就躲过了翻来覆去的党争倾轧，无从逆料的诬陷迫害，于是有充裕的时间写字画画，收藏鉴定法书名画，把玩砚石古董，把他过眼的、收藏的古代书画一一著录下来，写成《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等著作。

　　米芾在官场上是小人物，古怪的行迹却十分引人注意，宋朝人的种种笔记多有记载。比如，给朋友写信，写到末尾“芾再拜”时，马上放笔于案，整好衣襟连拜两次。他好奇石，遇奇石则作揖下拜。守涟水军时，蓄石把玩，一一品目，好石而废公务。他好奇装异服，为了戴着峨峨高冠坐轿，叫人掀掉轿顶，引来“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的赞誉。他还有洁癖，听说建康城有位青年姓段名拂，字去尘，他很欣赏地说：“名叫拂尘的拂，又字称去尘，这才是我中意的女婿。”便把女儿嫁给了段拂。他洗手后不用毛巾擦拭，两手相拍至干。徽宗召他入宫表演写字，他反系袍袖，跳跃着在一幅张挂起来的二丈多长的绢上狂写，写到兴致勃发时，突然对徽宗大声喊道：“奇绝，陛下!”这些不拘礼法的怪异举动，在苏、黄、蔡那里就看不到了。米芾的怪诞滑稽，世人以为可爱，成为士林谈资，其中含有独行特立的狂傲，明哲保身的狡黠，未曾被人察觉出来。当我们在《画史》中读到他“臭秽功名皆一戏”的诗句，才能知道他心底清醒的声音，就能明白他的颠逸是故作姿态，看似引人发噱，却掩饰着他在官场上受冷落而不便发泄的愤懑，表示了游戏人生的旷达。行迹与内心世界的双重性，包容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留后患的世故，我们也不能忽略米芾入仕的出身“冗浊”，这对他自尊的性格所造成的创伤终生未曾愈合。那么，我们又不妨把米芾的颠逸古怪看作是他对现实的白眼。当他在徽宗皇帝面前大声自我称赏时，当他向徽宗索要御砚得逞后，当他着深衣戴高冠招摇过市时，分明是在显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提升自己超凡脱俗的形象。

　　米芾傲视旁人的资本，是他的书画技艺。米芾七八岁开始习字，据他自己说，最初是写颜体大楷，颜字宽博，但他觉得颜体不适宜写简札，转而学柳体的紧结;当他知道柳体的紧结出于欧体，于是又学欧;时间久了，感到欧体刻板，又转学褚字，以学褚的时间最长，受益最多。三十二岁那一年，他从长沙掾卸任回京途中，专程往黄州结识苏轼，受苏轼的指点，改弦更张，专学晋人。晋人的书法，王献之的书法对他的影响至大，由此书法大进。米芾也学过篆书和隶书，篆书取法《诅楚文》、《石鼓文》，隶书楷模师宜官《刘宽碑》。他还从竹简书中悟到行笔的妙处。他的篆、隶书，南宋时期刊刻的《绍兴米帖》第九卷中收刻了一些，这卷拓本现藏上海博物馆，1973年曾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过。大概他学篆、隶书比较晚，多少受到行书笔法的影响，所以“写”的意味很浓郁，笔势流动，尚欠古厚凝重之气。写过米字的宋高宗一语破的地说过，米芾“于楷书、篆、隶不甚工，唯于行、草诚能入品”。米芾的草书，有《好事家帖》、《武帝书帖》、《论书帖》、《中秋登海岱楼诗帖》、《焚香贴》、《元日帖》、《吾友帖》等，是晋人的格调，草法娴熟，字与字之间，笔画很少连绵，他说过：“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但他师法晋人的草书，拘于法度，缺少潇洒的风力，不及黄庭坚的草书有个性，有作为。

　　米芾所写的各体书，以行书见长，成就最高，突出的特点是“沉著痛快”。他写行书的速度非常快捷，即使是在绢帛上书写的《蜀素帖》，也是快行如故，所以朱熹形容他的运笔“如天马脱衔，追风逐电”，宋高宗称之为“如乘骏马”。米芾写行书，不仅速度快，而且果决有力，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笔势，用黄庭坚的话说，米芾的笔势“如快剑斫阵，强弩千里，所当穿彻”。我们看到，不管是小字行书如《苕溪诗》，还是大字行书《虹县诗》，他都能刷掠奋迅，墨浓笔肥不伤笔势，墨燥笔瘦犹能奔逸，这就是米字生动夺人的妙处。米字的神采，大多是从他那“风樯阵马”般的笔势里焕发出来的。学米字的书家如米友仁、吴琚，之所以形似米字而神采难现，就因为他们不曾仿学到米芾的笔势。

　　米芾写行书，还集纳了晋唐诸家笔法字法的长处。他三十岁题写在阎立本《步辇图》上的两行观跋，是他最早的行书书迹，可以看到，起笔收笔用力顿按，结字紧结，字形耸峙。后来写的《三吴帖》、《乱道帖》、《砂步诗》、《苕溪诗》，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体态，与欧阳询行书《梦奠》、《卜商》二帖的笔路相仿佛。他的行书，还汲取了颜体的宽博和褚字的骨力，又“去颜肉，增褚骨”，风格有一小变。米字的蟹爪钩，是人们熟悉的笔姿，就是从褚字中变化出来的。自米芾师法王献之以后，笔画又多取圆势，辅之以从晚唐书家段季展那里学来的“八面皆全”的“刷”笔之法，又增加了转折遒美的韵致，终于形成了“骨筋、皮肉、风神皆全”的米字。米芾曾经不无得意地说：“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这好像是自夸，却是大实话。他五十岁以后的行书，无论简札、跋语、歌诗，不仅形貌与古人若即若离，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且笔法泼泼圆通，字态能侧能正，笔画多姿多态，笔势的奔逸更是摄人魂魄。比之于黄庭坚的行书，米芾的笔姿变化多，振迅生动。与苏轼相比，论书法本领和技巧水平的全能，也要在坡翁之上。苏轼也承认这一点，他说：“海岳(米芾号海岳外史)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被乾隆皇帝视为“三希”之宝的王献之《中秋帖》，就是米芾的节临本，传世的王羲之《大道帖》及小王的《鹅群帖》、《东山帖》墨本，也是米芾的手笔。所以黄庭坚说他“专治中令(献之)书，皆以意附会，解说成理，故似杜元凯(杜预)春秋癖耶”!

　　米芾的行书，同中多异，《新恩帖》庄重，《乡石帖》快意，《值雨帖》恣肆，《惠柑帖》阔绰，《研山帖》恬适，《向太后挽词》精巧，《白充帖》漫不经心，《吴江舟中诗帖》激越迭宕，《秋山诗》厚博稳重，《参政帖》矜持，但都写得“神气飞扬，筋骨雄毅，而晋魏法度自整然也”。他写行书的长处是不造作，忽庄忽谐，能大能小，时纵时敛，于自由放任中显示个性神采。

　　“一笔书”的技巧样式，在米芾的行书作品中也能看到，《箧中帖》、《惠柑贴》、《张季明帖》、《值雨帖》、《盛制帖》、《临沂使君帖》中都有这样的生花妙笔。用表现草书笔势的“一笔书”写行书，是王献之创制的书法样式。唐宋书家很少有人会写一笔书的行书，米芾发现了王献之一笔书“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的奇妙，专心练习，好像是要复兴晋人的绝技，后来他能写得逼真于王献之，傲视时贤也就多了一份本钱。

　　米芾还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据《画史》，他能画山水、人物、枯木竹石。他说：“余始画，以李(公麟)尝师吴生(道子)终不能去其气，余乃取顾(恺之)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他“尝作支(遁)、许(询)、王(羲之)、谢(安)于山水间行，自挂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米芾还将书法中的点画笔法施用于绘画中，用大笔触的水墨来表现山川的烟云风雨，其子友仁又加以继承发展，人称米家云山。《宋史》上记载，米芾召为书画学博士赐对便殿时，送给宋徽宗的见面礼，是“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春晓图》”。米芾写字时，高兴起来也画上几笔，在《珊瑚帖》中，他告诉友人收得珊瑚一枝，是某宗室旧物，还自鸣得意地图状了这枝金座珊瑚。米芾在文学上不能与苏、黄攀比，论画艺，苏轼恐怕只能画画梅竹石之类的小品，黄庭坚评古书画有“精严”之称，曾为人跋郭熙画山水、李公麟《五马图》，但他拙于画道，两人都不及米芾专门的建树。以米芾争胜他人的性格度量，调弄丹青正是一件扬眉吐气的雅事。

　　书画技艺，给了米芾许多的自信，使他在官场士林中别有一种资格，另有一种身份，由此受到达官显贵以至帝王所礼遇。对于在官场上屡屡憋气受窘的米芾，当然需要这样的礼遇来满足自己不愿被人轻视的自尊心，证明自己的才能。他能请谒私门于权相蔡京，结好蔡京之子蔡攸，也是依傍了书画的专长。

　　米芾的天资，不及苏轼，但他不惮烦难，以苦学换来大成就。苦学成了习惯，“一日不书，便觉生涩”。中年以后好事于书画收藏，博易借换，所见良多。古画与古帖，他更好古帖，“每自一轴加至十幅以易帖”，以至过藏的古帖达千轴之多。古帖看多了，又能苦学，所以中年的字被称为“集古字”，同时也悟出了“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也，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的道理。又说“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为一好萦之，便不工也”，则是强调书写时要神情专注。米芾成功的秘诀，大抵不过如此吧。其成功的路数，简言之，是集古出新。

　　要了解米芾，一卷《海岳名言》是不能不读的。这是他的书评，如苏轼《东坡题跋》、黄庭坚《山谷题跋》一样，是即兴而发的随感之类，不成系统，更无什么理论框架，所以从来没有人把米芾当作书论家看待。米芾说，“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辞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他作书评，为自己悬立的要求是，“要在入人，不为溢辞”，而且他言而有信，真正地做到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些很刺眼的评语：“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徐浩书“大小一伦，犹吏楷也”;“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对于宋贤的书法，他说：“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要么是不得笔法，要么是不自然。这些不乏真知灼见的快语，在历代书评中极难见到，显示出米芾的真性情，与他写字讲究天真自然的风格很相合。论书的时候，米芾是脱去了世故的伪装，俨然以书法王国的素王自居，毫不顾忌地下判断，作针砭，很有写字时“风樯阵马”的气势，作文时天机罄露的坦率。有人指责米芾论书偏激，故作惊人之语，如其怪诞的行迹一样，意在倨傲邀誉。如果我们知道米芾论书的标准是晋韵，是天真自然，于他对唐朝书家不留情面的批评，就有了理解的基础。唐宋一些书家对他起过启蒙作用，他早年用功于唐朝书家历二十年，深知底蕴，后来又超脱出来学晋人，所以评论唐朝书家得心应手。虽然过于刻薄，还不是一律骂倒。评宋贤书法，米芾似乎有些克制，但绝无一句赞词。宋人有好评时人书的习惯，恭维和推崇成为时尚，如苏、黄恭维杜衍、王安石，苏轼推重蔡襄，黄庭坚标举苏轼。在米芾那里，没有这些客套，他对宋贤书法不怎么提，见出他“厚古薄今”的论书倾向。他还非常反感宋朝书坛“趣时贵书”的风气，他指出：“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褊朴拙，是时不誊录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唯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米芾瞧不起书坛人士的势利，所以一意追求晋人的古法，而且将古法人格化，作书论书都用古法来统一，那样的明确，那样的坚定，这就是米芾脱俗并且可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