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 ——石刻书法艺术宝库

    文字挑错实例：洁白无暇(洁白无考察吴文化地区的书法艺术，如以吴语方言为界，则应包括苏南和浙江大部，这近于写半部书法史，兹因东晋以后，江浙书艺人才辈出，至今未衰。故本文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考查吴地书风的历史演变和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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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明朝，书画评论家王世贞就说：“天下书法归吾吴，而京兆祝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艺苑卮言》)今人启功先生也说：“华亭二沈之风始衰，吴门书派继起，祝氏适当其会，遂有明代第一之目。”(《启功丛稿·题祝枝山草书杜诗秋兴八首卷后》)

　　南宋后，江左人文荟萃，尤以苏州、松江为最。至明代，苏州地区形成了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宠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华亭松江地区形成了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书派。他们近承元朝大书法家赵孟頫，远溯晋唐二王书法源流，成为清朝碑学书派兴起之前传统帖学的又一个兴盛时期。

　　元朝赵孟頫是吴门书派，松江书派上溯二王书法渊源的枢纽人物。他是浙江湖州人，宋室后裔，宋亡后居家闭门力学，元朝统治者访遗逸于江南，应选入觐，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晚年南归故里。他在吴文化地域内生活过较长时间，诗文、书画、乐律俱精，尤以书法名天下，篆隶楷行草都能，尤以楷行为妙，书风秀逸典雅，一反宋人尚意之风，力追晋唐法度，楷书与唐朝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为“四大家”，以至“元之有赵吴兴，亦犹晋之右军(王羲之)唐之鲁公(颜真卿)。皆所谓主盟坛坫者”(马宗霍《书林藻鉴》)

　　赵孟頫力道晋唐书风，固然是对宋大尚意书风的反拔;其实也是受了吴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吴地书艺传统影响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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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地书艺能直指姓名的第一位书法家是三国时期吴国的皇象，相传章草《急就篇》为其书。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吴地书法墨迹真本。是西晋陆机《平复帖》。陆机，吴郡人，三国吴丞相陆逊之孙，出身名门，少以文章得名，有《文赋》传世。《平复帖》介于章草、今草之间，为天下第一名人墨迹。

　　皇象、陆机书风质朴，是吴地书风的萌芽时期。到了东晋时期，吴地书风一变而为流美秀逸，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开创。吴地书风由“古质”而“今妍”，进入了成熟时期。

　　二王父子虽不是吴地人，但长期生活在吴文化区域内，受江南山川风物感染，特别是王羲之入仕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辞官后归隐山阴，寄情山水之间。《兰亭序》即为他与友人临山流觞时所书，流美而静，风姿峻秀，世称天下第一行书。其草书似乎承《平复帖》变化之势，结束了章草向今草的过渡演变期，收笔敛而不翻，虽大多字字独立，却内隐上下连贯之势，开草法之典则，有《十七帖》传世。其楷书改钟繇翻笔为曲笔，字字如珠玉圆润，标志着楷书的成熟，传世有《乐毅论》等。论者以为“逸少(王羲之)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可见王羲之书风的形成与会稽这一吴地文化风物有着内在的联系。

　　以王羲之为代表、形成于吴文化区域内的东晋书风，在整个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成为王派书系的源头;而且代有传人，流传有绪。南朝智永和尚是传递二王笔法至唐朝的关键人物。

　　智永是王羲之第七世孙，会稽人，长期生活在吴兴永欣寺，书风严守家传笔法，曾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散发浙东诸寺，既传递了王派笔法，又为草法的稳定普及和约定俗成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浙江余姚人虞世南早年曾学书于智永，后得唐太宗赏识。唐太宗是推崇王羲之书法的第一位帝王，由此引起当时海内文人竞相学王，并影响到日本，产生了日本的唐式和样书风。杭州人褚遂良因其父褚亮与虞世南同为太宗时文学馆学士，少时学书虞世南，后直接追踪王羲之。虞世南死后，禇遂良被魏征荐给唐太宗，鉴定府内羲之墨迹，一无舛误。学虞世南而得王羲之笔法的还有他的外甥、苏州人陆东之，传世墨迹《陆机文赋帖》，融真行草为一炉，深得“兰亭”遗风。此外，陆东之同郡大孙过庭在草书上继承了大王书风。宋朝书法家米芾在《书史》中说：“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

　　虞、褚、陆、孙居吴地而守大王笔法，虽因个性不一面面貌略异，但终未越王派书风一步，均以温文蕴藉、中和秀逸为归宿。

　　居吴地承袭王派书风而又突破秀逸面目的要数张旭和高闲。张旭，苏州吴人，是陆东之子陆彦远的外甥，笔法源自王派无疑，有楷书《郎官石柱记》为证。但其草书如翻腾江海，狂放不羁，世称张颠草圣，变王派今草为狂草，另创一新格局，但草法仍不离王派规矩，狂而有法，传《古诗四帖》为其书。高闲，浙江乌程人，寓湖州开元出寺家为僧，书学张旭，有狂草《千字文》传世。

　　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可惜的是宋以前的书法真迹留传下来的太少，要欣赏，要临摹，还得主要依靠碑刻。尽管在碑刻和它的拓本上看不出墨色浓淡深浅，至少是真迹的忠实勾摹本，不比墨迹会出于伪造或临写而失真。这些古碑刻几乎分布在全国各个省份地区，最集中而且最负盛名的，要数西安的碑林。它位于今西安城内靠近南城墙的三学街，本是北宋时的府学，北宋元祐五年(1090)把唐开成二年(837)镌刻的《开成石经》和其他名碑迁移在这里，以后陆续增加藏品，到解放后成为陕西省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经过“文革”动乱，碑林仍安然无损。

　　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殷商时的甲骨文刻在龟甲牛骨上，商、周时的金文铸在青铜器上，和碑林无关。秦代的小篆石刻则分布沿海几处，也不在西安。但如今沿海的几处秦石刻不是毁灭就是磨损如同无字，只有北宋淳化时郑文宝翻刻的《峄山碑》保存在碑林，成为人们临摹小篆的上好范本。解放后入存碑林的完整的东汉碑有三块，即从白水县移来的《苍颉庙碑》，从西乡县移来的《仙人唐公房碑》，从郃阳县移来的《曹全碑》。其中《曹全碑》在汉隶中是第一流佳作，过去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先生写隶书就专学《曹全碑》。还有一块虽是残石却名气更大，即东汉熹平年间所刻《熹平石经》中的一长条《周易》残石，正反两面刻字，共存415个字。它本来是1929年在树立《熹平石经》的原地洛阳出土的，由于右任先生买下后捐赠碑林。《熹平石经》是用当时最标准的隶书书写，出于蔡邕等大名人之手，学写隶书的由此入手就不会有流于粗犷的危险。

　　有人会问，西汉的都城长安就在西安附近，怎么碑林里汉碑才这几块?这是因为立碑之事在东汉才逐渐兴起，而东汉时都城已迁到洛阳，现在的河南、山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所以汉碑的集中点在曲阜的孔庙等地而与西安少缘份。魏晋南北朝时的长安仍远不如洛阳，所以碑林里除了解放后从蒲城县、白水县迁来的前秦时的《邓太尉碑》和《广武将军碑》以古拙见称外，书法家欣赏的北魏体碑刻只有北魏太和时的《暉福寺碑》，是从澄城县移来的。但在碑林联结第一、二、三展室的四条走廊上，却镶嵌着一百多方墓志，绝大多数是北魏的，也有东魏、北齐、北周和隋朝的，而且志文里都说葬于洛阳。洛阳出土的这些墓志怎么会进入西安碑林呢?这又得归功于于右任先生。他先后收集了这一百多方洛阳出土的墓志，在1940年捐献给碑林，使之成为我国收藏北朝墓志数量最多的一个点。于先生的书斋叫“鸳鸯七志斋”，就因所藏北魏墓志中有七对夫妇的墓志而起了这么个有趣的名号。这批墓志多数属于达官显贵的，从书法艺术上看大多工妙精整，比龙门造像中出于一般百姓者要好得多。

　　北魏体是从隶书发展到楷书的过渡时期，到了隋朝，尤其进入唐朝，我国的楷书已完全成熟并且定型，这从碑林里的隋唐碑刻就看得很清楚。隋朝因为年代不长，入藏碑林的只有不太著名的《孟显达碑》和《赵芬残碑》，但书法笔画已工整端丽而开唐风。

　　唐初大书法家号称“欧虞褚薛”，除薛稷仅有宋拓孤本《信行禅师碑》传世外，欧阳询的楷书名碑现存有三块，《九成宫醴泉铭》在麟游，《温彦博碑》在醴泉昭陵博物馆，但都有磨损残缺，比较完好的《皇甫诞碑》则在碑林。虞世南楷书最著名的只有《孔子庙堂碑》，但原石在唐代已毁失，现存比较早也比较好的北宋初年王彦超翻刻本也在碑林。褚遂良现存的名碑中《伊阙佛龛碑》在洛阳龙门，《雁塔圣教序》在西安大雁塔南门两旁，《同州圣教序》则在解放后从大荔县移入碑林。另外碑林还有欧阳询之子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书学其父，且因石质好，至今碑上的字迹完整如新。到了盛、中唐，最有名的书法家是颜真卿和柳公权，还有一位和颜真卿同时代而且书体也相近的徐浩，他们的杰作也多集中在碑林。其中颜真卿的有《多宝塔感应碑》、《藏怀恪碑》、《郭氏家庙碑》、《颜氏家庙碑》、《马磷残碑》、《颜勤礼碑》共六种之多。《多宝塔感应碑》是初学颜体的人经常临摹的名碑，它的石质也很好，拓过不知多少次以后还大体完整。《颜勤礼碑》在北宋时已埋入地下，1922年才出土，所以出土后的新拓本等于宋拓，为爱好颜体的人所宝贵。现存徐浩写的是《不空和尚碑》。这位不空和尚来自印度，是佛教中密宗三大士之一。至今在日本仍流行的密宗，就是日本和尚空海从不空的门徒惠果那里学去的。这里还有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和《冯宿碑》，前者字大，名气也大，过去小朋友学写毛笔字的十有八九要用它作范本。

　　除上述名家外，还有一些书写者名气不大但确实精美而有艺术价值的楷书唐碑和唐墓志。唐墓志大批入藏是解放以后的事情，尤其是五十年代西安大搞基建，出土的几百方唐墓志都珍藏在碑林里。其中有高宗总章年间敬客师书写的《王大礼墓志》，堪称唐志中的瑰宝。再一块是天宝时韩择木书写的《南川县主墓志》，韩择木本以隶书著称，他的楷书则是第一次发现，已稍有点近于颜体。再一块是元和时大诗人白居易撰文的《会王墓志》，书写的人很可能也是白居易。楷书唐碑中精美的则有贞观时裴守真书写的《李愍碑》，书法极为工整雅丽。有显庆时到范和尚书写的《道德寺碑》，不仅书法工丽，而且碑阴刻有尼姑善惠、玄懿及弟子们的线条画像也很精美。另有一块是驰名中外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由建中时吕秀岩书写。“大秦”是中国古代对罗马的称呼，“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碑文内容是说景教的教规、教义和在中国唐代传播的情况。唐武宗灭佛，此碑受累埋入土中，明天启年间发现后就近竖在金胜寺，被西方传教士介绍到欧洲，引起极大注意。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有个叫荷尔姆的丹麦人来西安仿刻了一块新碑，想用三千两银子收买僧人换取原碑，而后运往英国伦敦。僧人大惊，火速报官，于是西安人民上下一心，齐力护宝，将碑石移放碑林加以保护。碑林里还有一大套唐人楷书的石刻《十二经》，即前面提到过的《开成石经》，清康熙三年(1664)又补刻了《孟子》，成为《十三经》，字也仿欧阳询体，工整美观，只是分量太大，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书法范本。

　　碑林唐碑中还有几种行书、篆书和隶书的名碑。行书名碑有咸亨时僧人怀仁集字的《圣教序》和开元时僧人大雅集字的《兴福寺碑》，选集的都是王羲之的行书字，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并非真是王羲之的字，但从书法艺术角度讲，仍不能不承认它是佳作。篆书则有唐篆书大家李阳冰大历时写的《三坟记》和《拪先茔记》，虽然原碑已不存，这仅是宋人重刻，仍为后世学习小篆的人所宗仰。唐隶比汉隶别有其精丽独特的地方，如开元时史维则书写的《大智禅师碑》和天宝时唐玄宗书写的自注《孝经》就是代表作。而后者用四块大石碑拼成一个石台形，竖立在碑林入口处的碑亭内，世称《石台孝经》，本身就成为一件弘伟瑰丽的艺术品。

　　唐以后西安再没有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故碑林里的宋元明清碑刻虽仍不少，但从书法艺术上讲已远不如唐刻。比较有特色而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僧人梦英用小篆书写的《千字文》和《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宋徽宗用独创的瘦金体书写的《大观圣作之碑》，以及北宋大观时镌刻的隋代僧人智永用草、楷两体书写的《千字文》。

　　碑林里当然有许多碑刻在保存史料上另有其价值，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只好从略不讲了。

　　(《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