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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社会：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反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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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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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00年一系列的展览似乎宣告着所谓的“70年代艺术家”的登场。当然以年龄划分艺术和艺术家这种做法本身是武断、愚蠢和不负责任的。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在所谓“新艺术”和“新艺术家”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一种符合中国现状和文化处境的理论姿态和语言创造。相反弥漫在新一代艺术中的是强烈的形式主义氛围。在90年代就有年轻的艺术家指出“艺术不能使我们接近真理”;“艺术只是让一切更好玩”或者更“学术”的表述“艺术只是一种前思考，是思考的准备，而拒绝成为一种思想，它并不帮我们进人某种角度，而是帮我们从任何一种角度中退身出来”。客观地说，这种观点的初衷是为了扭转当代艺术中非艺术化的倾向，或者嘲笑“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乃至“艳俗艺术”所产生的迎合西方的恶果。但是这种观点在另一个角度上将任何关注现实的艺术和艺术方式划做“意识形态的艺术”，而使自己重新回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主义陈词滥调上。在新的时期，这种形式主义的观点实际上代表着新的犬儒主义，他们把艺术变成了科技发明和技术的奥林匹克，表面和“玩世现实主义”冲突，而在内在的精神诉求上却是一致的。也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支持下才出现了各种有违人文准则的极端方式。这一切只是因为新形式主义本质上是受现代主义那种渴望行动、追求新奇和刺激，贪图轰动的本性指使。向社会禁忌寻找艺术的出路或者通过炫耀媒介语言来寻找艺术的可能，都会使艺术永远地成为各种策略，而无法真正实现当代社会所要求它承载的社会功能。
作为对中国当代艺术理论考察和检验的结果，我所试图表达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必须建立在它的内部批判和外部批判两方面的基础上。“外部批判”是指对于西方当代艺术制度的挑战。之所以提出这种“外部批判”是因为这种批判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出路，而且随着这个过程的深人，它必将会为人类文化增添新的文化经验、知识资源和艺术问题，丰富人类艺术的当代性，并在本质上建立起人类平等对话的关系。同样，还应该重申当代中国艺术中的“内部批判”，即我们的艺术和学术研究必须重新回到中国社会之中。如果说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批到肪便用的知识货想和理注价值是米目士四万的话，那么这里“批判”还意味着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出发，对我们在工作时使用的原则的“普遍性”和“真理性”保持警惕，对它们可能会所导致的知识强权和文化压迫保持警惕，从而使艺术中的批判和那些旧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者文化保守主义的保持距离。
中国当代艺术的工作正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但这也正是它的精彩和魅力之所在。中国当代艺术必须坚持既对中国本身的社会问题发问，也对西方的文化选择权发问的双重质疑立场。关于前者的发问，不再是聚焦于党派政治、政治体制，而是将此目光扩展到个体的存在性问题上。而此时的个体存在性问题又是和西方的文化选择权以及诸如差异、多元、观看等问题相纠缠的。如果我们必须给当下中国当代艺术所承载的“批判性”做一个基本的描述的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对于西方中心主义和狭隘的意识形态化的警觉。新批判的立场必须应该朝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即它不以意识形态的对抗为目的，玩弄各种策略，而是强调具体的生存环境和明确的身份意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都使“中国当代艺术”的重点落在了“中国”上，而被伪装的新形式主义的观点则将重点落在了“艺术” 上，试图通过对于语言谱系的研究获得艺术的发展。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两者都很难导致平等的对话关系和价值立足点。或许我们只有同时将“中国”、 “当代”、“艺术”三个词并存在一起考察才能推导出我们的立足点，中国的当代、当代的中国，中国的艺术和当代的艺术这些不同搭配关系使得我们必然要将样式的平民化、趣味的民主化、语言的多元化和交流的社会化作为新世纪中国艺术创造和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以使中国当代艺术重返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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