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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庞薰琹

2020-04-10
           庞薰琹:中国现代艺术的先驱者、现代工艺美术事业的拓荒者,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庞薰琹和他的艺术,社会大众却是如此陌生。庞薰琹的人生和艺术之路,丰富而曲折,历经坎坷但始终坚守。正如庞薰琹晚年所说:“我始终走我自己的路,我的一生,是探索、探索再探索的一生。如果,我的作品,能使你感受到一点美感,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庞涛(被采访者) 董世忠(本文作者)





我的父亲庞薰琹

董世忠采访庞薰琹之女庞涛教授。

  求学巴黎

  我父亲庞薰琹于光绪32年(1906年)6月20日出生于常塾虞山镇的一个世家,15岁考入外国人开办的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和医学。19岁(1925年)乘法国“波尔加”号邮轮,从上海出发到马赛,然后坐火车到了巴黎。当时正赶上每十二年一次的“万国博览会”,博览会到处是现代设计,各色家具、名牌服饰、高档日用品、工业产品等无奇不有,无一不美。父亲说:“当时真是看花了眼” 造型设计既实用又美观,色彩搭配极为考究,无论何种物品都展现了极高的设计水平,显现非凡的创意于平凡之中,处处都体现了文化素质的高水准。父亲去博览会参观了无数次,他说:“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美术不只是画几幅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父亲即刻决定去考国立巴黎高等装饰美术学院,国立巴黎高等装饰美术学院是法国最高的设计艺术学校。当时考官问他是日本人吗?他说是中国人。考官只因为他是中国学生,而被该学院拒之门外。我父亲觉得这是对他、对中国人的一种蔑视,因为当时法文辞典上的“中国的”就是一个贬义词,代表繁杂的、媚俗的、保守的、不开化的意思。他当即发了狠誓:回国以后一定要创建一所中国人自己的高等装饰美术学院,培养中国的设计人才。

  后经徐悲鸿妻子蒋碧薇相助进入巴黎叙利恩绘画研究所学习素描和油画。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他每天抽空去巴黎大学旁听法兰西文化史,抽时间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在节假日利用免费门票的机会去卢浮宫、博物馆、画廊以及各类展览会看画。

  二十世纪初的巴黎云集了世界各国的杰出艺术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是世界美术的中心,而蒙巴尔那斯是巴黎现代艺术的中心,那里的咖啡馆,尤其是古堡尔咖啡馆,是莫迪格里阿尼、毕加索、凡·东根、尤特里奥等现代派画家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我父亲也常去古堡尔咖啡馆,时间长了结识了不少艺术家,也熟悉了这一时期不同风格的绘画和流派。在众多艺术家中最让我父亲难忘的是德国诗人艾许·赓德(Eich Gunter)。艾许·赓德(Eich Gunter),他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并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但他不会说中文,艾许·赓德每周至少有四个晚上,来约父亲到古堡尔咖啡馆谈论艺术和文学,他常常以诗人丰富的想象出题,父亲快速构思构图,之后俩人再互相切磋,两人的坦诚直率,使艺术的翅膀更加自由的飞翔。七十年代中国“参考消息”报导艾许·赓德离世,我们一家听到这一噩耗都很难过,这位伟大的诗人曾获得过“诗人席勒奖”。在蒙巴尔那斯,有个著名的格朗特歇米欧尔学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omière),鼎鼎大名的大雕塑家波尔特儿(Bourdelle)及其他不少艺术家在此任教,正是常玉的鼎力推荐,我父亲才在此习画。在蒙巴尔那斯父亲跟随波尔特儿学雕塑、跟着常玉学毛笔画速写,并由此打下了白描的基础。从那时起在巴黎潮流的影响下父亲一步步走向了现代主义的艺术道路。

  在巴黎,由于父亲的勤奋好学换来了在巴黎美术界好评,但名誉和地位并始终没有改变他回国建校的愿望。1929年的一天,一位法国记者带父亲去观看尼奥太·依尼奥迦的印度舞演出。在演出现场,这位印度舞者的民族自信、自尊和自豪感触动了我父亲。此时的他想起了自己童年,想起了大洋彼岸的家人和祖国。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决定回祖国……

  父亲回国的消息很快在艺术圈内传开,许多朋友来都来劝他: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比巴黎更重视美术的环境!巴黎是唯一特别钟爱艺术、特别照顾画家的城市,无处可比……好友马尔古,执意要为他筹办个人画展,并已约好了德高望重的老艺术评论家在古堡尔咖啡馆与父亲见面。等他们俩匆忙赶到时,满头银发、雪白长须的老评论家已入座等候,当父亲要打开匆匆准备的画夹时,长者打了一个不忙的手势,然后问:“你到巴黎时多大?父亲答:“19岁”,“是个孩子嘛!”“你对中国5000年的文化了解多少?”父亲答:“不多” “你对中国5000多年来的艺术知道多少?”父亲答:“很少”。长者说:“好几个人向我提到你,我也知道你想回国,我劝你回国,好好了解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艺术,再到巴黎开画展,你不用找我,我自会为你写文章。”这番话是如此的中肯、如此的有份量!让我父亲终身难忘……

  归国圆梦

  1930年我父亲离开了巴黎回到了祖国,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画论、画史。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要好好补补中国文化的课。1931年父亲与张弦、倪贻德发起成立美术社团“决澜社”。目的就是高举波德莱尔的精神之剑,怀着罗丹的救世情怀来拯救中国腐朽破落的美术界。“决澜社”创立不久,年轻有为的庞薰琹就成了我母亲丘堤心中的英勇骑士。不久两位年轻而充满激情的艺术家走到了一起。那时的父亲虽然生活不富裕,但精神绝对是充实满足的,他把所有的激情全身心的投入到现代艺术创作中。1934年江南大旱、土地龟裂、民不聊生,他有感而发创作了《地之子》,画面上一个僵硬的孩子横躺在一个农民模样的男人臂上;男人一手扶着孩子一手握拳;孩子的母亲靠在丈夫肩上,掩面而泣。强调了一种被压抑而又平静的人物情感。整幅作品充满了装饰效果。作品《压榨》也称《无题》,画面上画了一个压榨机的剖面,三个大手指在推动压榨机,压榨机前有机器人像与中国农村妇女像,分别象征西方国家发达的工业和我国落后的农业。画面上的芭蕾和天使表示苦难深重的中国或许未来有一天也会有芭蕾,有幸福的日子。现在来看他的作品虽然吸收外来形式,却加入了中国人的情感、神韵,包括造型和线条的运用。这正是他“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主张的具体体现。傅雷先生曾经称赞他“具有东方人特有的气质,他的线条艺术成就很高,是东方人中的佼佼者。”后来又陆续创作了《如此巴黎》、《人生的哑谜》、《时代的女儿》《三女性》等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带有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烙印,但在内容、形式及效果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都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和装饰性。

  1936年9月,迫于生计的父亲不得不离开上海去北京谋生,所幸应李有行先生之邀,赴北平艺专图案系任教。那年我三岁,我弟弟刚满月。北京有我们祖上的住宅,离父亲上班的北平艺专也很近,这样即有稳定的居所,更没有经济压力,生活算是有个着落了。但谁都不能想象这一北上的搬迁,竞成了我们家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我父亲和母亲不愿做亡国奴,设法离开了北平。我们全家随北平艺专学员先后转移到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在昆明父亲结交了一大批学者精英: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李济、郭宝钧、夏鼐、杨钟健等一批著名学者。后来应梁思成兄弟的介绍得以到中央博物院筹备组工作,从而也认识了不少杰出的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帮助下父亲获得了从巴黎回国后苦于无门探索寻求的知识。1939年赴贵阳、花溪、龙里、贵定、安顺等八十多个苗族、仲家族村寨调查,跋山涉水,忍饥耐寒,收集到大量珍贵服饰、工艺、民谣民歌等民俗资料。绘著《中国图案集》并拟撰《中国纹样史》。 1940年完成了《工艺美术集》的设计。这本《工艺美术设计》应该说是中国古代纹样与现代设计意识相结合的工具书。在那个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从1941年到946年,我们一家迁居成都,我父亲一直执教于成都的四川省立艺校、华西大学和中大艺术系。期间创作了大量白描《母与子》、《归来》、《吹笙》、《跳花》、《卖炭》、《收地瓜》、《卖柴》、《收桔》、《汲水》、《持镰》、《缝补》、《脱脚休息》等。水彩《捕鱼》、《赶集》、《垂钓》、《跳花》、《畅饮》、《割稻》、《洗衣》、《笙舞》、《捉鱼》、《车水》、《小憩》、《丧事》、《射牌》、《情话》、《收割》、《黄果树瀑布》、《双人笙舞》、《桔红时节》等。还举办过几次很有影响力的美术展览。1945年抗战结束了,那年我11岁,弟弟庞均9岁。我妈妈丘堤为我和弟弟画了《庞涛孩像》、《庞均男孩像》。由于我父亲工作的原因我们一家从重庆搬迁到了上海,没过多久又从上海转到了广州,父亲开始在广东省立艺专、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一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国驻广州新闻处负责人纽顿来找我父亲,想请他去美国,到纽约一所大学去任教。父亲沉思了一会,婉言谢绝了。没过几天,纽顿又来了,他凭着同父亲是校友关系,再次邀请我们一家去美国定居,说已安排好了房子,一切都安排的很好了,但父亲仍没有答应。他说他只懂法文,不懂英文讲不了课,去美国很不方便为由拒绝了纽顿和司徒雷登的邀请。

  解放后,我父亲赶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会后,他被调至杭州,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绘画系主任兼教务长。  1952年,周恩来总理提议建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父亲建议把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系和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的想法很快被采纳了。那时的学院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没有钱,没有地,人手也不够,这样一座国家级的学院应该从何拔地而起。一开始拟去无锡,在原华东艺专的校舍里办学,可是好多教员反对。后来,手工业管理局决定把校舍迁往白堆子。一切都安置妥当了,所有教员也跟着去了,父亲决定先招一班学生,办起来再说。直到1956年11月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建立。任命我父亲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也是该校唯一由国务院任命的院长。

  从此,中国就有了历史上第一座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学校。这也实现了我父亲半个世纪的梦。可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1957年,我父亲居然被错划为右派,取消教授资格,撤销一切职务,就连入党申请也被撤销并进行长期改造!在那蒙难的日子里,父亲隐忍悲苦煎熬,在简陋斗室的孤灯下完成了《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空白。1957年至1979年长达22年的蒙冤,那一段真的不堪回首……直到1980年7月1日,我父亲才实现了他30年的心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恢复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的职务。

  我觉得我父亲一生虽然遭遇艰辛和坎坷,却为了追求中国现代艺术未来的脚步永远没有停息过。
 

  庞薰琹绘画作品欣赏

我的父亲庞薰琹

  匣

我的父亲庞薰琹

  如此巴黎 纸本水彩 尺寸不详 1931年(失于1937年)

我的父亲庞薰琹

  无题 布面油画 92cm×34cm 1934年

我的父亲庞薰琹

  人像 布面油画 64cm×49cm 1929年

我的父亲庞薰琹

  自画像 素描 32cm×27cm 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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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庞薰琹

2020-04-10
           庞薰琹:中国现代艺术的先驱者、现代工艺美术事业的拓荒者,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庞薰琹和他的艺术,社会大众却是如此陌生。庞薰琹的人生和艺术之路,丰富而曲折,历经坎坷但始终坚守。正如庞薰琹晚年所说:“我始终走我自己的路,我的一生,是探索、探索再探索的一生。如果,我的作品,能使你感受到一点美感,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庞涛(被采访者) 董世忠(本文作者)





我的父亲庞薰琹

董世忠采访庞薰琹之女庞涛教授。

  求学巴黎

  我父亲庞薰琹于光绪32年(1906年)6月20日出生于常塾虞山镇的一个世家,15岁考入外国人开办的震旦大学学习法文和医学。19岁(1925年)乘法国“波尔加”号邮轮,从上海出发到马赛,然后坐火车到了巴黎。当时正赶上每十二年一次的“万国博览会”,博览会到处是现代设计,各色家具、名牌服饰、高档日用品、工业产品等无奇不有,无一不美。父亲说:“当时真是看花了眼” 造型设计既实用又美观,色彩搭配极为考究,无论何种物品都展现了极高的设计水平,显现非凡的创意于平凡之中,处处都体现了文化素质的高水准。父亲去博览会参观了无数次,他说:“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美术不只是画几幅画,生活中无处不需要美。”父亲即刻决定去考国立巴黎高等装饰美术学院,国立巴黎高等装饰美术学院是法国最高的设计艺术学校。当时考官问他是日本人吗?他说是中国人。考官只因为他是中国学生,而被该学院拒之门外。我父亲觉得这是对他、对中国人的一种蔑视,因为当时法文辞典上的“中国的”就是一个贬义词,代表繁杂的、媚俗的、保守的、不开化的意思。他当即发了狠誓:回国以后一定要创建一所中国人自己的高等装饰美术学院,培养中国的设计人才。

  后经徐悲鸿妻子蒋碧薇相助进入巴黎叙利恩绘画研究所学习素描和油画。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他每天抽空去巴黎大学旁听法兰西文化史,抽时间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在节假日利用免费门票的机会去卢浮宫、博物馆、画廊以及各类展览会看画。

  二十世纪初的巴黎云集了世界各国的杰出艺术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是世界美术的中心,而蒙巴尔那斯是巴黎现代艺术的中心,那里的咖啡馆,尤其是古堡尔咖啡馆,是莫迪格里阿尼、毕加索、凡·东根、尤特里奥等现代派画家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我父亲也常去古堡尔咖啡馆,时间长了结识了不少艺术家,也熟悉了这一时期不同风格的绘画和流派。在众多艺术家中最让我父亲难忘的是德国诗人艾许·赓德(Eich Gunter)。艾许·赓德(Eich Gunter),他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并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字,但他不会说中文,艾许·赓德每周至少有四个晚上,来约父亲到古堡尔咖啡馆谈论艺术和文学,他常常以诗人丰富的想象出题,父亲快速构思构图,之后俩人再互相切磋,两人的坦诚直率,使艺术的翅膀更加自由的飞翔。七十年代中国“参考消息”报导艾许·赓德离世,我们一家听到这一噩耗都很难过,这位伟大的诗人曾获得过“诗人席勒奖”。在蒙巴尔那斯,有个著名的格朗特歇米欧尔学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omière),鼎鼎大名的大雕塑家波尔特儿(Bourdelle)及其他不少艺术家在此任教,正是常玉的鼎力推荐,我父亲才在此习画。在蒙巴尔那斯父亲跟随波尔特儿学雕塑、跟着常玉学毛笔画速写,并由此打下了白描的基础。从那时起在巴黎潮流的影响下父亲一步步走向了现代主义的艺术道路。

  在巴黎,由于父亲的勤奋好学换来了在巴黎美术界好评,但名誉和地位并始终没有改变他回国建校的愿望。1929年的一天,一位法国记者带父亲去观看尼奥太·依尼奥迦的印度舞演出。在演出现场,这位印度舞者的民族自信、自尊和自豪感触动了我父亲。此时的他想起了自己童年,想起了大洋彼岸的家人和祖国。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决定回祖国……

  父亲回国的消息很快在艺术圈内传开,许多朋友来都来劝他: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比巴黎更重视美术的环境!巴黎是唯一特别钟爱艺术、特别照顾画家的城市,无处可比……好友马尔古,执意要为他筹办个人画展,并已约好了德高望重的老艺术评论家在古堡尔咖啡馆与父亲见面。等他们俩匆忙赶到时,满头银发、雪白长须的老评论家已入座等候,当父亲要打开匆匆准备的画夹时,长者打了一个不忙的手势,然后问:“你到巴黎时多大?父亲答:“19岁”,“是个孩子嘛!”“你对中国5000年的文化了解多少?”父亲答:“不多” “你对中国5000多年来的艺术知道多少?”父亲答:“很少”。长者说:“好几个人向我提到你,我也知道你想回国,我劝你回国,好好了解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艺术,再到巴黎开画展,你不用找我,我自会为你写文章。”这番话是如此的中肯、如此的有份量!让我父亲终身难忘……

  归国圆梦

  1930年我父亲离开了巴黎回到了祖国,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画论、画史。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要好好补补中国文化的课。1931年父亲与张弦、倪贻德发起成立美术社团“决澜社”。目的就是高举波德莱尔的精神之剑,怀着罗丹的救世情怀来拯救中国腐朽破落的美术界。“决澜社”创立不久,年轻有为的庞薰琹就成了我母亲丘堤心中的英勇骑士。不久两位年轻而充满激情的艺术家走到了一起。那时的父亲虽然生活不富裕,但精神绝对是充实满足的,他把所有的激情全身心的投入到现代艺术创作中。1934年江南大旱、土地龟裂、民不聊生,他有感而发创作了《地之子》,画面上一个僵硬的孩子横躺在一个农民模样的男人臂上;男人一手扶着孩子一手握拳;孩子的母亲靠在丈夫肩上,掩面而泣。强调了一种被压抑而又平静的人物情感。整幅作品充满了装饰效果。作品《压榨》也称《无题》,画面上画了一个压榨机的剖面,三个大手指在推动压榨机,压榨机前有机器人像与中国农村妇女像,分别象征西方国家发达的工业和我国落后的农业。画面上的芭蕾和天使表示苦难深重的中国或许未来有一天也会有芭蕾,有幸福的日子。现在来看他的作品虽然吸收外来形式,却加入了中国人的情感、神韵,包括造型和线条的运用。这正是他“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中国化”主张的具体体现。傅雷先生曾经称赞他“具有东方人特有的气质,他的线条艺术成就很高,是东方人中的佼佼者。”后来又陆续创作了《如此巴黎》、《人生的哑谜》、《时代的女儿》《三女性》等一系列反映社会现实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带有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烙印,但在内容、形式及效果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都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和装饰性。

  1936年9月,迫于生计的父亲不得不离开上海去北京谋生,所幸应李有行先生之邀,赴北平艺专图案系任教。那年我三岁,我弟弟刚满月。北京有我们祖上的住宅,离父亲上班的北平艺专也很近,这样即有稳定的居所,更没有经济压力,生活算是有个着落了。但谁都不能想象这一北上的搬迁,竞成了我们家颠沛流离生活的开始。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我父亲和母亲不愿做亡国奴,设法离开了北平。我们全家随北平艺专学员先后转移到江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在昆明父亲结交了一大批学者精英: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李济、郭宝钧、夏鼐、杨钟健等一批著名学者。后来应梁思成兄弟的介绍得以到中央博物院筹备组工作,从而也认识了不少杰出的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帮助下父亲获得了从巴黎回国后苦于无门探索寻求的知识。1939年赴贵阳、花溪、龙里、贵定、安顺等八十多个苗族、仲家族村寨调查,跋山涉水,忍饥耐寒,收集到大量珍贵服饰、工艺、民谣民歌等民俗资料。绘著《中国图案集》并拟撰《中国纹样史》。 1940年完成了《工艺美术集》的设计。这本《工艺美术设计》应该说是中国古代纹样与现代设计意识相结合的工具书。在那个年代是难能可贵的。

  从1941年到946年,我们一家迁居成都,我父亲一直执教于成都的四川省立艺校、华西大学和中大艺术系。期间创作了大量白描《母与子》、《归来》、《吹笙》、《跳花》、《卖炭》、《收地瓜》、《卖柴》、《收桔》、《汲水》、《持镰》、《缝补》、《脱脚休息》等。水彩《捕鱼》、《赶集》、《垂钓》、《跳花》、《畅饮》、《割稻》、《洗衣》、《笙舞》、《捉鱼》、《车水》、《小憩》、《丧事》、《射牌》、《情话》、《收割》、《黄果树瀑布》、《双人笙舞》、《桔红时节》等。还举办过几次很有影响力的美术展览。1945年抗战结束了,那年我11岁,弟弟庞均9岁。我妈妈丘堤为我和弟弟画了《庞涛孩像》、《庞均男孩像》。由于我父亲工作的原因我们一家从重庆搬迁到了上海,没过多久又从上海转到了广州,父亲开始在广东省立艺专、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任教。一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国驻广州新闻处负责人纽顿来找我父亲,想请他去美国,到纽约一所大学去任教。父亲沉思了一会,婉言谢绝了。没过几天,纽顿又来了,他凭着同父亲是校友关系,再次邀请我们一家去美国定居,说已安排好了房子,一切都安排的很好了,但父亲仍没有答应。他说他只懂法文,不懂英文讲不了课,去美国很不方便为由拒绝了纽顿和司徒雷登的邀请。

  解放后,我父亲赶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会后,他被调至杭州,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绘画系主任兼教务长。  1952年,周恩来总理提议建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父亲建议把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系和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的想法很快被采纳了。那时的学院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没有钱,没有地,人手也不够,这样一座国家级的学院应该从何拔地而起。一开始拟去无锡,在原华东艺专的校舍里办学,可是好多教员反对。后来,手工业管理局决定把校舍迁往白堆子。一切都安置妥当了,所有教员也跟着去了,父亲决定先招一班学生,办起来再说。直到1956年11月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建立。任命我父亲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也是该校唯一由国务院任命的院长。

  从此,中国就有了历史上第一座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学校。这也实现了我父亲半个世纪的梦。可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1957年,我父亲居然被错划为右派,取消教授资格,撤销一切职务,就连入党申请也被撤销并进行长期改造!在那蒙难的日子里,父亲隐忍悲苦煎熬,在简陋斗室的孤灯下完成了《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空白。1957年至1979年长达22年的蒙冤,那一段真的不堪回首……直到1980年7月1日,我父亲才实现了他30年的心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恢复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的职务。

  我觉得我父亲一生虽然遭遇艰辛和坎坷,却为了追求中国现代艺术未来的脚步永远没有停息过。
 

  庞薰琹绘画作品欣赏

我的父亲庞薰琹

  匣

我的父亲庞薰琹

  如此巴黎 纸本水彩 尺寸不详 1931年(失于1937年)

我的父亲庞薰琹

  无题 布面油画 92cm×34cm 1934年

我的父亲庞薰琹

  人像 布面油画 64cm×49cm 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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