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当代艺术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下）

　　即使存在一种政治上的操纵，艺术也只有阳谋，而没有阴谋。任何政治要借助艺术达到其目的，都要建立在大多数受众对这门艺术的自愿喜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政治的操纵是通过艺术语言的阳谋效果来实现的，所谓阳谋的语言环节，是指这个艺术的语言要有先进性和未来性，才是艺术实现有效的政治诉求的前提。不然，动用强大的政治资源去推销一种僵化的或水平低的官方艺术，只能是一种无效的政治推广。

　　极“左”派经常持一种绝对主义的文化差异论，强调艺术专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并无高低之分，何来先进与否?河清同样不承认有一种所谓语言先进性——是指一种自由主义价值以及开放性的视野。艺术史的主线由每个时代的先进性构成，文艺复兴艺术之所以具有先进性，在于它宣扬了一种男欢女爱的生命自由;浪漫主义艺术之所以具有先进性，在于它张扬了一种个体的自由权利;抽象艺术、装置艺术之所以具有先进性，在于它使用了一种更自由的艺术形式。计算机艺术则代表了一种更开放的未来性的艺术手段。

　　在中国革命时代，极“左”派站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立场，倒是一种信奉世界革命的普世主义视野。不知何种原因，在改革开放时代，极“左”派突然转向一种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美)主义。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极“左”派大概也忘了中国的历史常识，即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恰恰是儒家文化及其背景下的文人艺术，代表了当时世界上的一种先进性和未来性。

　　中国的科举和文官制度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政治制度，英国在19世纪就率先吸收了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与欧洲的写实主义绘画相比，中国的书法和文人画是当时的先进语言，中国毛笔自由书写的表现力以及抽象性，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艺术形式，同时更能体现艺术家的个性自由。到了明代以后，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人艺术失去了活力，西方的哲学和艺术的现代性比我们走得更远。

　　17世纪以后中国的文人传统和西方的现代性，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宋明理学是禅宗化的儒家，西方的现代性是吸收了亚洲、非洲等他者文化的混血的新文明。从19世纪末开始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运动，并不是一个纯西方的现代艺术运动，而是一个吸收各文化因素的世界主义的文化整合，即一种以现代西方的方法论为出发点的混血的语言模式。

　　19世纪末，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并不仅是以自己的哲学方法和工业社会的经验为基础，西方的文化人还奔赴世界各地，对各个文化体系的古代艺术、民间艺术、原始艺术、部落艺术作了全球性的田野调查，并吸收和转化了其中的精华，这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普遍主义所在。当然，有人可以用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视角予以看待。但不可否认，“帝国主义”做了一件恶推动历史进步的事，为第三世界保存了大量文物，并对此进行了科学分类、历史梳理和博物馆展示。

　　事实上，中国不可能再恢复原汁原味的艺术传统，中国的新艺术只能是从传统出发的世界主义的混血创造。所谓西方现当代艺术，是一种以17世纪以后新西方的方法论进行世界主义文化整合的新艺术，它的核心方式当然是康德以后的思想方法，但不能因此说，西方现代艺术的语言模式是纯粹西方的，更不能说是美国式的。尤其到了1950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以及1960年代的激浪派，语言观念都来自禅宗的哲学。

　　所谓美国式的艺术是一种事实而非意识形态概念。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存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文化差异也是相对的。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一种国家认同以及民族责任感，但谨防变为一种抹杀现代性中普世主义的民族主义。人类史上，民族主义并非先天具有，欧洲的民族主义产生于17世纪，中国则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以后。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及士人在各国君主之间游走，寻求自己的才华释放，并建构有关伦理、政治、哲学的普遍主义思想。

　　在全球化的时代，艺术是一种以传统为出发点的文化混血的世界主义视野的创造。艺术创作首先是一种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其次才是个人与民族的关系。艺术人心怀一种民族责任感，但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创作教条，更不能以阴谋论拒斥对西方艺术的吸收。

　　如果孔子当年想到要创造一种鲁国哲学，还会有儒家吗?但是每一个山东人都会以孔子为家乡的骄傲，后者即是。